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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昌老字号，尤其是一些老店的兴衰体现着经营者的智慧，反映着一个历史时期经济发展的状况，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城市经济发展的缩影。南悟真、北悟真照相馆的沉浮兴衰，见证了许昌的今昔变化，见证了许昌摄影业的发展。

率先募捐，支援抗美援朝

1944年，日军攻占许昌。日军驻扎在春秋楼一带，经常到南悟真、北悟真照相馆照相。杨四宝说，1945年日本投降，抗日战争结束。日军想把杨伟杰带走给他们照相，杨伟杰的家人就让他出去躲了几天。日军找不到杨伟杰，只好作罢。

1945年后，国共两党一直处于“拉锯战”状态，但不管哪一方把守许昌，百姓出行都需要“良民证”、“通行证”等证件。因此，到南悟真、北悟真照相馆拍摄证件照的人特别多。杨四宝的父辈曾说过，在当时的情况下，给人拍一次照，就是洗坏3个底版也不会赔钱。由此可见，当时照相的利润非常可观。南悟真照相馆的学徒也由1个增加到6个，规模不断扩大。

新中国成立后，许昌市区出现了“美丽”、“天福”等几家照相馆。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北悟真照相馆在市工商业联合会、市总工会的号召下，积极投身于“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活动中。由其带头，并组织市区另外几家照相馆，在北悟真照相馆以八折优惠给市民照相，并宣布把半个月的收入全部捐出来。这一举动影响很大，四面八方的爱心人士纷纷来到北悟真照相馆照相。因照相的人太多，北悟真照相馆又把来照相的群众分流到南悟真照相馆。最终，南悟真、北悟真照相馆共捐出1万元人民币（旧币约1亿元）。此举受到市政府的表彰和肯定。

生意红火，过年只放半天假

1955年，当时的许昌市工商联把北悟真照相馆收归国有。翌年，南悟真照相馆也收归国有。此后，在党和政府的支持下，南悟真、北悟真照相馆有了较快的发展，职工最多时达140人。后来，北悟真照相馆从上海购进了外拍转机照相机，承包了豫南地区会议合影、毕业合影等集体拍照的业务。从此，南悟真、北悟真照相馆享誉许昌周边数十个县市。

如今的许昌市悟真摄影器材中心经理关红均告诉记者，1986年，他从许昌市服务公司人事科来到悟真摄影器材中心任副经理。

1987年，许昌行政区域划分后的许昌市召开第一次党代会，会议在如今的七一路原市政府礼堂举行。会议结束时，他们要拍摄近200人的大合影。当时的老摄影师杨福庆、温新华、谢国喜担任主摄影师。他们提前进行了多次试机，准备工作做得非常充分。然而，在为与会代表拍照时，照相机镜头转到前排领导面前时，突然出现打滑。“正常运转时，镜头应该匀速转动，镜头打滑就是马达带动镜头转动时，不正常运转，底版不动了。”关红均说，当时摄影师带有备用胶卷，他们都用上了，但在暗房冲洗1.5米长的黑白底版时，冲洗师发现，几位领导没有照上，他们立即向市领导进行了汇报。

为弥补没能把领导拍上的过失，他们给几位领导重新单独进行了拍照，而后让暗房师先从原底版上把人“抠”出来，再把补照的人放上去，难度非常大。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弥补后的合影照让人看不出一点儿破绽，修补后的合影照让领导非常满意。

春节时，照相馆生意红火，工作人员更加忙碌。杨四宝说，他们过年只在除夕放半天假，大年初一就有市民排起长队拍家庭合影。很多土生土长的老许昌人都在那里拍过照片。

人才辈出，摄影师自制摄影器材

数码照相和彩扩前的照相技术，一直停留在黑白影像阶段。当时，摄影、暗房等分工明确，每一位工作人员都需要掌握过硬的技术。尤其是悟真照相馆从创始人杨鹤亭开始，就把技术看得非常重要。

采访中，关红均取出了悟真照相馆“元老级”员工的档案。记者看到，杨四宝的父亲杨福庆曾在1957年通过技术革新，自制了闪光灯和黑白放大机，被人誉为摄影技术中的“高科技”，参加了中南5省技术革新展览。1979年，杨福庆考取了特级摄影师职称。

还有一位叫崔淑菊的女暗房师，暗房技术过硬。她冲洗的底片和照片少有人能与之比肩，成为河南省首批特级暗房师。

生意红火时，照相馆有150多名职工，其中有特级技师66人以及其他各类技师30多人，经营范围辐射漯河、驻马店、平顶山、周口等地市。店内有数套日本产的先进彩色扩印和配套设备，年营业额最高达110万元。

20世纪70年代，南悟真照相馆、北悟真照相馆、人民路照相馆、解放路照相馆、铁西照相馆5家店属于国有自主经营店，后来合为一家，取名为许昌市悟真摄影器材中心。

北悟真照相馆在1996年被列入《中国老字号词典》一书。

前些年，国家领导人胡锦涛、李岚清、朱镕基等来许昌考察，根据市政府的安排，南悟真、北悟真照相馆派出了技术过硬的摄影师，跟随领导拍照，留下了珍贵的历史影像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