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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至1961年，我国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持续的旱灾引发了全国性粮食和副食品短缺危机，严重危害了人民群众的健康和生活。在那个“粮食就是生命”的特殊时期，每一粒粮食都显得尤为珍贵。本期《许昌往事》通过老一辈人的视角，带大家走近那段苦难的历史。
65岁的金和敏：“如果不是实在太饿了，谁会放下尊严去抢食儿呀”
1955年出生的金和敏是土生土长的许昌人。虽然生在城市，但回忆起小时候的生活，金和敏仍连连摇着头说：“苦啊！”
金和敏说，1959年，食物骤然短缺，“吃”成了一个“人命关天”的话题。“我6岁时的一天，奶奶带着年幼的我去食堂吃饭。突然，一个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隔壁饭桌客人碗里抓起一把饭就往嘴里塞。奶奶看见后，赶紧一手端起桌上的饭碗捂到怀里，一手搂住我。”金和敏说，“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人们经常遭遇食物被抢的事情。如果不是实在太饿了，谁会放下尊严去抢食儿呀？
那时候，城里人每人每月13公斤粮食。起初，人们可以领到70%的好粮、30%的杂粮。“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粮食供应不够，就变成了30%的好粮、70%的杂粮。“俺家是每月4号去粮店买粮食。每到月底，奶奶就掰着指头算距下个月买粮还剩几天。”金和敏说。为了让一家人多吃一口，“精明”的奶奶在生活中总结了很多有关吃的经验，还会把金和敏和姐姐去田地里挖的野菜省下来一部分晒干了储存起来冬天吃，也会在春节时买几斤肥猪肉炼油吃，把油渣剁碎掺点儿红薯秆包包子或饺子改善生活。买不来好猪肉，奶奶甚至低价买“米猪肉”炼油吃。但无论其奶奶如何在吃上精打细算，仍挡不住正长身体的晚辈对食物日渐增大的需求。金和敏永远也忘不了，年仅8岁、饿得面黄肌瘦的姐姐有一天对奶奶说：“奶啊！你啥时候能给我烙个馍吃？”
在那个饥饿的年代，吃不饱是一种普遍状态。一个老邻居、当时在实验中学教书的老师说，她带着学生在地里干活儿，饿得实在没力气，看着地里的土疙瘩，心想，如果这些土疙瘩变成馍，那该多好啊！
“我的老伴儿也经常给我絮叨小时候因为吃挨打的事情。当时，年仅6岁的他因为太饿几乎一口气喝掉全家人一顿饭而被妈妈、姐姐、弟弟打。”金和敏苦笑着说，“每次老伴儿絮叨这些，我都感同身受，可孩子们却像听故事一样。
“现在的年轻人没挨过饿，不知道饿的滋味，也根本认识不到粮食对人有多重要。我认为，不仅要杜绝餐桌上的浪费，还要杜绝日常生活中所有的浪费。”
71岁的陈志刚：
“父亲带我到田地挖‘搬藏’，从田鼠嘴里抢食儿吃”
71岁的陈志刚有6个兄弟姊妹。俗话说：“半大小子吃穷老子。”在那个粮食严重匮乏的年代，填饱肚子本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尤其是对于陈志刚那样的众口之家，吃饱饭就成了一种奢望。
“小时候，我家就住在平定街上，父亲在市邮电局工作，母亲在街道办事处工作，俩人加起来有一百元工资。这在当时已经是相当不错的收入了。即使这样也扛不住我们家八张嘴吃饭。”陈志刚说，在他的记忆里，其母亲总是把装着馍的竹篮用钩子挂在房梁上，嘴上说是怕老鼠偷吃，其实是怕他们半晌把馍吃完，吃饭时没得吃。
1958年，其母亲在街道办事处组织开大食堂，陈志刚就和几个孩子去北关大街截拉红薯的马车。“那时候，农民们拉着大车的红薯往城里送。俺们只要写个条子说哪儿需要，他们就把整车红薯送给俺。但到了1959年，再也见不到农民拉着整车红薯进城了。”陈志刚说，由于粮食紧缺，大食堂里供应的红薯面稀饭非常稀，三个哥哥经常喝四五碗仍吃不饱。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饿是普遍的状态，更是一种蚀骨的滋味。1960年的一个星期天，11岁的陈志刚带着年幼的弟弟、妹妹在家玩耍。快到吃饭时间，弟弟、妹妹嚷嚷着肚子饿，隔壁的老奶奶建议他带弟弟、妹妹去找父亲。那天中午，他们在父亲单位的食堂吃了顿饱饭，父亲却饿了肚子。
陈志刚说，那时候不光缺粮食，副食品也缺，大街上根本没有卖吃食的小摊位。也就是说，即使手里有钱也买不到水果、点心这些副食。
陈志刚10岁时，其父亲带他去田里挖“搬藏”（田鼠），从田鼠嘴里抢食吃。秋收后，地里的庄稼都收割完了，其父亲和他扛着铁锹、提着竹篮来到一片豆地，找到像老鼠洞一样的洞口就顺着挖下去，把窝里的粮食都掏出来。“那次收获还不错，挖出了几斤豆子。回家后，母亲反复淘洗、晾晒，这些豆子成了我们的盘中餐。”陈志刚说。
1968年，作为许昌的第一批下乡知青，陈志刚到了郏县渣园公社十里铺大队。此时，人们已经勉强能吃上饱饭。人们会聚在一起熬菜粥、吃黑窝窝头“忆苦思甜”。陈志刚说，往事已矣，但往事不应被遗忘，相反应为世人铭记。
70岁的王平均：
“5岁的二弟饿得扒麦秸垛，找到个麦粒就塞嘴里”
“如果不是经历了那个最困难的年代，谁又会刻骨铭心地体会到饿是啥滋味？”提起“三年自然灾害”，70岁的王平均老人神色凝重，眼睛望向了远方。
“我上小学时正好赶上‘大饥荒’。在这之前，人们还是能吃饱的。还记得1958年粮食丰产，老师带领我们去地里刨红薯。我们把大个儿的红薯拉回家，小一点儿的看不到眼里，就索性在地头挖个大洞埋了。”王平均回忆说。1959年年初，其所在的生产队和另外一个生产队的食堂合并成了一个大食堂。在大食堂，人们吃得最多的就是红薯。早饭、晚饭就是蒸红薯，午饭是汤杂面条，基本能吃饱。年幼的小孩儿调皮不懂事，拿着吃不完的蒸红薯往墙上摔着玩。然而，到了1959年下半年，食物骤然紧缺，“吃不饱”成了一种常态。为了填饱肚子，人们把埋在地里的红薯挖出来吃。此时的红薯早已发酵，吃起来酸酸甜甜的。王平均说，每天一到吃饭的时候，他就抱着一个黑色的陶瓷罐子去食堂打饭。红薯面稀饭和黑窝窝头是常吃的食物。稀饭稀得能照见人影，黑窝窝头是麦糠和高粱米掺和野菜蒸成的。1961年，连这些食物也吃不上了，村民们开始吃树叶、野菜。
提起那时候常吃的野菜、树叶，王平均如数家珍。“面条菜、毛妮菜、扫帚苗口感清甜，鸡冠菜、刺角芽口感苦涩，榆树叶和槐树叶相对好吃点儿。杨树叶和柳树叶就没那么好吃了，吃的时候得先煮一遍，再泡一晚，去除苦味才行。”王平均说，树叶吃光后，人们就吃树皮，一米多高的榆树皮都被饥肠辘辘的人们剥下来煮了吃。由于长期缺乏营养，村里的老人十之八九都得了浮肿病，两条腿肿得明光发亮，一按下去就是一个大坑。
让王平均记忆最深的是，其5岁多的二弟总跑出去扒麦秸垛，找到个麦粒赶紧塞嘴里。为了让肚子里多一口食儿，王平均经常去牲口棚里偷吃喂牲口的豆子饼和棉籽饼。饼子嚼在嘴里特别香，大大的一块三五口就吃完了。
“如今，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丰富多样，可父母和我们这辈人仍然保持着勤俭节约的生活作风。90多岁的老父亲至今仍保留着吃完饭用开水涮了喝掉的习惯。”王平均说，不忘苦难，忆苦思甜，会让人们更加珍惜现在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