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张铮

核心提示

除了城隍庙外，德科苑社区还有一处不为人知的金龙四大王庙（以下简称四王庙）。1994年，一方石碑的出土揭开了四王庙神秘的“面纱”。这方石碑矗立在许昌市二中教育集团（人民路校区）教学楼前，其虽然历经几百年的风风雨雨，碑身已出现裂纹，部分文字已经剥落，但石碑上劝人向善的碑文和碑阴篆刻的捐赠者商号名依然清晰可见。3月14日，记者找到许昌高中历史老师白崇弼，听他讲述这方石碑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一方石碑，“牵”出四王庙旧址

3月14日，记者来到许昌市二中教育集团（人民路校区），在学校保安的引导下，记者看到了教学楼前花坛西边矗立着一方高约3米的石碑。

“这就是古碑，一直保护得很好。”这名保安热心地说道。记者看到，围在护栏里的石碑构件完整，分为龟趺、碑身、碑首三部分。

“该石碑以前被埋在地下，是学校建花坛时挖出来的，为了保护好该石碑，学校不但用栏杆把石碑围了起来，而且用三根三角铁将其固定。”许昌高中历史老师白崇弼说，他以前是市八中的历史老师，由于教历史的缘故，对这方石碑特别关注。

此碑于1994年出土，刻于清朝雍正八年﹙公元1730年﹚。碑额阳面阳刻篆书“四王庙创建钟鼓楼碑记”几个字。碑身阳面碑文共分6段，每段14行或13行，每行8字左右，共计637字。石碑的背面篆刻着“和兴号”“在天号”“开源号”“成义号”“信兴号”等20多个为修建钟楼、鼓楼而捐款的商号名称。

《四王庙创建钟鼓楼碑记》记载：“原始于山右”即源于山西，一些晋商“刘汉英、王辅佑、曹国封、苏超远等贸迁于许者有年，以往来道经南北、涉江渡河，仰荷神庥，思欲答报而无地，爰联社捐金。卜基，兴国寺西创建神宇。”他们在许州城西南隅的兴国寺西侧兴建金龙四大王庙，到了清朝雍正八年﹙公元1730年﹚兴建了钟楼、鼓楼。

根据十几年的研究，白崇弼考证了石碑所在地为四王庙旧址。“从碑文的拓片上，人们能够看到石碑上刻的是劝人向善的内容。”白崇弼说，碑文上的“暮鼓晨钟、入庙而肃然、知声已劝善之意”等字迹，足以说明碑文乃劝人向善之意。石碑的背面则篆刻着“和兴号”“在天号”“开源号”“成义号”“信兴号”等20多个为修建钟鼓楼捐款的商号名。

“这方古碑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白崇弼老师说，首先，其为研究河神金龙四大王提供了佐证，以及新的史料；其次，碑文从一个侧面佐证了清朝康熙、雍正年间许州境内漕运发达、商业繁荣，尤其是晋商在当地的经营活动；最后，碑文为研究清朝前期许州城市格局和中原地区漕运的发展提供了重要信息。

“从这些商号名可以看出，当时许昌的繁荣程度，也能给研究许昌的宗教发展史、商业发展史提供不可估量的重要资料，同时对清代许昌城市格局起到了一定的佐证作用。”白崇弼说。

四王庙曾是许昌县立第一小学旧址

许昌废除科举后，各地出现办学潮。

1906年，许州开办官立高等小学堂和育英高等小学堂。官立高等小学堂在城西南大王庙（现许昌市二中教育集团人民路校区），州学政李步瀛任监督、会计，教职员4名，学额43名。育英高等小学堂在城东南文昌阁，后迁入文庙后街，学额20名。

根据李季安所著的《忆民国时期的许昌县城》一文中记载，民国期间，许昌县城内有7所小学。其中县立第一小学曾多次改名为城厢小学、自由镇小学、城关小学等，校址就在四王庙内。

抗战胜利后，许昌简易师范学校迁到这里复课。1950年4月，河南省立许昌高级师范学校（许昌学院前身）和河南省立许昌高级中学校（许昌高中前身）迁到此处联袂发展。1953年8月，许昌第一初级师范学校、许昌二中、人民路小学、新许中学先后在这里创办或发展。

“军阀混战时期，这里还做过指挥部。”白崇弼说，中原大战时，这里被蒋介石当过指挥部。

你方唱罢我登场，城头变幻大王旗。这是民国初年军阀混战的真实写照。1920年7月至1928年12月，直系军阀和奉系军阀相继掌控政权。

在此期间，许昌兵事不断，有军阀部队抢劫百姓的兵祸，也有军阀混战的不义战争，还有北伐军攻占许昌的革命战争。古城许昌在战火中备受蹂躏，普通百姓在水深火热中饱受煎熬。当时《大公报》评论：“兵也是土匪，土匪也是兵”。

“军阀混战时，蒋介石率领军队和冯玉祥的军队作战。当时，由于学生都放假了，学校被蒋介石用来做指挥部。”白崇弼说，他听居住在附近的老年人说，当时，居住在此处的居民从墙外看到学校内架设了无线电天线，用以收发信息。

从这里走出来的“战地记者”

在采访中，记者还了解到在革命年代，许昌县立第一小学还培养了很多爱国学生。

“延安啊安延！我的向往，我的心愿。走八百里山路，我，没有一点疲倦……”这是抗战期间，延安广为传唱的《八百里山路》。它的作者就是从许昌县立第一小学走出来的爱国青年刘昭平。

刘昭平，建安区榆林乡人。他在许昌县立第一小学就读时，就在进步老师的带动和影响下萌发了参加革命的想法。后来，刘昭平考入许昌省立第四中学，与同学发动、组织爱国读书会，和进步同学共同探讨，互相启迪。

刘昭平的弟弟刘沛生撰写的《记胞兄刘昭平》一文中，详细介绍了刘昭平奔赴延安、投身革命的事迹。1938年初，弃笔投戎的刘昭平到达延安，并被分配到“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他作词并谱曲的《八百里山路》在当时很受欢迎。

“抗大”毕业后，1939年5月，刘昭平又到“鲁迅艺术学院”深造。1940年至1942年，刘昭平到三五九旅后，在“战火剧社”（八路军系统内一支实力较强的文艺队伍）任总编。1943年秋，刘昭平成长为八路军三五八旅政治部宣传干事、《战火报》主编。

“我是《战火报》记者，怎么不到战火中呢？”刘昭平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战斗前线，总能看到刘昭平的身影，他用手中的笔描绘一个个战斗镜头，鼓舞了八路军的士气。

1946年8月，刘昭平在大同牺牲。当战友将刘昭平抬下战场时，他已经奄奄一息，但仍然拼着最后一口气断断续续地交代战友：“我不行了，我衣袋里的钱是我的党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