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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的阳光浅浅淡淡，洒落在窄窄的胡同里，在路面和墙壁上勾勒出建筑物的线条。偶有外出或归家的行人，不急不缓地走着，背影和胡同融为一体，犹如一幅静谧的画卷……

探寻一个城市的历史，最好的方法是走走街、串串巷。走在那些充满历史底蕴和故事的胡同，如同穿越到了旧时，感受那年、那月的生活百态，更感叹时光的流逝。

作为曹魏古城中一条老街，北大街在历史上曾是果品集散地，热闹非凡。街旁分布着一条条宽窄不一的胡同，如汪公祠胡同、大王胡同、小王胡同、菅胡同等，被统称为“八大胡同”。幽深、曲折的胡同中住着不少居民，他们和城市一起经历风雨。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人家搬走了，有些坚守至今。

12月17日，记者走进“八大胡同”中的佟家胡同，挖掘深藏在这条胡同里的“许昌记忆”，感受繁华背后的淳朴与自然。□ 记者 毛迎 文/图

■ 佟家胡同，因曾有佟家大院而得名

在北大街旁的“八大胡同”之中，佟家胡同算是比较宽敞的，胡同里多是两层的楼房，也有蓝砖的瓦房，砖墙凹凸不平，有些砖块上还有花纹，看上去有些年头儿了。

“我在佟家胡同住了40多年。记得我刚搬到这里时，胡同里大多是低矮的草房、瓦房，路面坑洼不平。”70多岁的韩素枝说。

佟家胡同因曾有佟家大院而得名。记者询问韩素枝是否听说过佟家大院。“佟家大院年头太远了，像我这个年龄的人只是零星听说一些。胡同里的不少老住户都搬走了，年轻人对于胡同的历史知道的不多。”韩素枝说，她听胡同里的老住户说过，佟家大院曾做过原八技校的教室。

如今，佟家胡同里有一家姓佟的，但并非原住民。在佟家胡同内，依然流传着关于佟家大院的故事。据说佟家大院的主人原是塔湾人，在许昌城内生意做得很大，后在此购地建院。后来，佟家家道败落，族人将大院卖给别人开办大新烟厂。新中国成立后，大新烟厂在公私合营时与东大街的泰兴烟厂合并。大新烟厂的院子曾做过教室、棉花检查站等。虽然佟家后人已经搬离此处，但佟家胡同的名字沿用至今。

■ 旧时许昌私塾众多，佟耀甫学馆有口皆碑

60多岁的李太和是土生土长的许昌人，他所著的《佟耀甫学馆》被《许昌县文史资料》收录。文中称，佟家胡同内曾有佟耀甫学馆，由佟耀甫开办，为散馆，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开设，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解散。

旧时，许昌的私塾教育和全国大致一样，主要有三种形式：家塾、义塾、散馆。家塾是商贾、官宦、名流等有财力的家庭聘请塾师到家中教授子弟，有的还搭配有同宗子弟就读。这些家庭经济实力强，能支付起塾师的高额费用，他们专挑学问水平高的塾师，塾师也能倾其所学，全心传授学业。义塾是商贾、官宦为本家族及乡邻、街坊适龄学童免费开办的私塾，和家塾相比，扩大了受教学童的范围，使许多家境困难的适龄学童有了就学的机会。散馆是塾师自行开办，以收费的方法招收学童授教。在私塾教育中，散馆的数量最多。

民国十九年（1930年）前后，许昌的散馆猛增。据民国二十年（1931年）河南省督学王春元在许昌县教育督察报告中统计：许昌县私塾共729处，学生总数18235人，几乎每两三条街道、每一两个村子都设有散馆。

有的塾师知识渊博，执教认真，授教质量就高；有的塾师才学平庸，执教仅仅是为了混口饭吃，此类塾师多误人子弟。

开办佟耀甫学馆的佟耀甫，就是一个博学多才、执教认真的塾师，在当时有口皆碑。街坊四邻称佟耀甫“佟先儿”，最初他只有5名学生，后来发展到30人左右，民国十七年（1928年）学生最多，有近50人。

当时学生入学年龄一般为八九岁，个别的五六岁，学生使用的桌凳都是自带的。

当时的学费称“束脩”，其本意是指捆成一捆的干肉，用来送给老师作见面礼。确立师生关系并确定开学日期后，不能再送肉，双方面谈学费，比如学生跟着老师学习一年要交多少麦子。订下协议后，学生每年便按这个数目向老师交学费。

佟耀甫学馆规定，刚入学的蒙童每人每年四斗小麦（每斗10公斤）；进入学习“四书”阶段，每人每年五斗小麦；到“开讲”阶段，每人每年六斗小麦；到认经书阶段，每人每年七斗小麦。到散馆就读的多为贫民子弟，家庭能供子弟读到“开讲”已相当不错了，很少有学生读到认“经”阶段。在佟耀甫几十年的授教中，能读到“经书”以上的只有几个人。

■ 级别不一的学生一起学习，佟耀甫怎样授课？

佟耀甫学馆北墙中央，挂有“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的画像，墙上还贴有“学优则仕”“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等条幅。塾师的教桌上摆放有教材、笔筒、砚台、戒尺等。塾师本着“教不严、师之惰”的传统观念进行教学，“严师出高徒”更是塾师的信条，在该学馆的学生中流传有“佟先儿哼一声，吓得我头懵”的俏皮话。

私塾不分班级，也不分年级，也就是说，不同年龄、学龄的学生全部在一个学馆上课，如果超出40个学生，会再设学馆。

级别不一，佟耀甫怎样授课？刚入学蒙童的主要学业是记背书，佟耀甫首先给蒙童布置背书的段落章节，让他们默记默背；高年级的学生一进学馆，便开始按照塾师头一天布置的作业写大楷，佟耀甫安排好蒙童后，便让写大楷的学生停下来，进行开讲，开讲即读解字词句的含义。就这样，蒙童只管默读默背，塾师只管开讲，不同学龄、层次的学生各学各的。

私塾不举行考试，学生文化程度的高下，只有塾师掌握。私塾塾师是逐个施教的，比如蒙童背书，聪明的学生总是让他多背几个章节，愚钝的学生就少背几个章节，进度当然不一样。

佟耀甫因材施教，不统一教材，不统一课目进度，不局限课目范围。蒙童入学不久，就开始写毛笔字，最初是“写仿”，就是塾师每人发一张写好的楷书，学生拿一张白纸盖在上面写仿，实际上就是描着写。

到了读《中庸》《大学》阶段，学生就不再“写仿”了，而是对着字帖开始临摹。此时，佟耀甫再三告诫学生：“眼下不练好字，出了学馆门就会后悔的，人家知道你上过学，请你写封书信，写副对联，你如果写得歪歪斜斜不像个字，或者你的字拿不出手，回绝人家，那是会被人们耻笑看不起的。”

由于佟耀甫的严罚加鼓励，在佟耀甫学馆读过“中庸”以上阶段的学生，都写得一手好字。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夏，许昌、临颍、郏县、长葛等40个县遭连阴雨，清潩河、颍河等河道统统溃溢，成为泽国，庄稼几乎绝收，又加上政府提倡大办新式学堂，能上起私塾的人寥寥无几，佟耀甫此时又患有眼病，便于年底关门停业，从此解散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