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定谳放人，释放100多名不虚报产量、敢讲实话的大队干部；放粮救灾，有效解决口粮不足问题；退赔财物，帮助农民讨寻“失联”东西……习仲勋带领中央河南调查组成员在长葛蹲点的135天里，时刻把群众利益放到第一位，上演了一场又一场为民办实事的感人故事。
【定谳放人】 100多名大队干部重获自由
1961年之前，长葛和很多地方一样“五风”盛行，基层干部因完成不了上级规定的生产指标和粮食征购任务，不敢说实话，生怕哪一句话说漏了嘴，被扣上“损害大集体、反对社会主义”的帽子。
1961年4月11日，赵宪章、刘水柱等村干部壮着胆子向习仲勋反映了一个更为残酷的事实——太平店的冯海成、岗刘的刘毛、坡岳的岳洪瑞等100多名大队干部、生产队长和会计，因不愿意虚报粮食产量、敢讲实话，被定为“机会主义分子”，囚禁在监狱里。不少干部、社员因此人人自危，谁也不敢说实话，生怕哪天自己被关进监狱。了解到这些情况后，习仲勋立刻找到时任长葛县委书记处书记的张继增了解事实情况。
“‘大跃进’期间，一些领导干部为了创造成绩，硬逼下属虚报产量和生产数字，大部分基层干部害怕挨批斗，一到上报各村粮食产量的时候，就假装肚子疼……”张继增无奈地说。
“救人如救火！明天咱们就到监狱调查！”1961年4月12日，习仲勋带领调查组成员到监狱调查，由秘书张云做记录。详细调查事实情况后，习仲勋当天要求，刚刚履职的县委书记张汉英立刻释放这些敢讲真话、不搞浮夸、没有虚报产量的大队干部，并恢复职务。
4月16日，100多名被污蔑的干部群众被释放。太平大队党支部书记冯海成回到家后，了解到为他洗刷冤屈的正是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当晚彻夜难眠。
随后，冯海成专程找到习仲勋表示感谢。习仲勋说：“既然你平反了，就不要因祸丧气，群众认可你、拥护你，组织信任你。恢复职务后，你要大胆为群众谋利益，勤政廉洁，做到问心无愧。”
“我们家姊妹四个，大姐、二姐是残疾，我当时才3岁，家里没劳动力。如果不是习老搭救我的父亲出狱，家里人就有饿死的风险，我们全家都感谢习老的恩情。”采访中，冯海成的儿子冯文献说，他的父亲出狱后被调任到很多岗位工作。1980年，他的父亲再次回村担任村支部书记，直到退休。
【放粮救灾】 有效解决口粮不足问题
1961年春天，长葛百日无雨，农历三月下旬，麦苗枯萎如线，大片田地行将绝收。眼见夏收无望，大批百姓准备外出逃荒。习仲勋带领中央调查组和乡亲们一起奋力抗旱，力争不让夏粮绝收。
谁料，麦收后却碰上了更大危机：上级下达给长葛县的粮食征购基数是1825.5万公斤，超购144.5万公斤。如此一来，全县29个大队秋收前人均最低口粮不足50公斤，个别大队人均口粮只有30公斤，粮食不足的局面更加严重。
习仲勋发现这一情况后，立即召开县委常委会，研究退库和统销（返粮）的问题。会议上，他提出动用国家战略储备粮的策略。县委“第一书记”张汉英思考再三说：“关于国家战略储备粮，县里只有为国家妥善保管的责任，没有中央的批准，我们一粒粮食都不敢动。”
习仲勋果敢地说：“特殊情况要采取特殊措施，我们必须尽一切能力拯救人民的生命。现在动用一部分储备粮，等于向国家‘预借’，秋丰收后再补上。”
会议室里，县委常委和中央工作组成员面面相觑，无人敢言。说得轻巧，战略储备粮是能“预借”的吗？说是“补上”，“补上”就完事了吗？
看到这种场面，习仲勋思考片刻毅然地说：“让县委做好开仓放粮的准备，我马上打电话向中央和国务院，向周总理和小平同志请示。他们会考虑问题的严重性，给予破例的答复。”
据《长葛粮食志》记载：当年夏季全县共计退库小麦30万公斤，统销返还粮170.5万公斤，动用储备粮31万公斤，机动粮67.5万公斤……共计578万公斤，有效解决了群众口粮严重不足的问题，为稳定农村局势和发展生产起到关键作用。
1961年，在习仲勋的坚持下，578万公斤粮食，挽救了数不清的长葛人的性命。《长葛粮食志》上的记载，见证了习仲勋的胆识与担当。
【退赔财物】 帮助农民讨寻“失联”东西
和尚桥公社是“五风”重灾区，习仲勋将其列为调查重点，在该社开展整社整风。以点带面，作为狠刹全县“五风”的突破口。
要整风就得以实事当靶子。村村寨寨都留下了习仲勋和中央工作组成员的足迹。1961年5月11日，习仲勋向中央和邓小平呈报了《长葛县和尚桥人民公社整风整社问题的调查》等。
虽然“五风”得到整改，局势迅速好转，但问题仍然成堆，退赔工作就是其中之一。
在习仲勋的带领下，中央调查组深入各村全面调查，实实在在掌握了“第一手”材料：每个大队、生产队、社员在“一平二调”“共产风”中被调走了多少土地、牲畜、家具等，被一清二楚地记录下来。
中央工作组1961年4月30日形成的《长葛县占用和退赔社员房屋的调查》，记录了习仲勋的态度：坚决执行党的政策，满足群众的要求，用上压下挤的方法，彻底进行退赔，有一间退一间。机关、公社和社办企业，退赔后可搬到庙宇、祠堂、烟炕去办公。大队和生产队的仓库、保管室占用的民房，如确实不能退赔，要与群众商量，签订租赁合同，按时支付租金。扒毁群众的房屋，采取三种方法。一是帮助修建，二是以其他实物顶替，三是合理折价付款，群众自己修建。
有群众反映，公家根本不想退赔群众财产。县级机关向县委打的报告说，对群众的“退赔”已完成92.2%。为此，中央调查组到和尚桥公社王庄大队做退赔专项调查，发现上级平调社员物资，退赔作价仅有实物的四成。有些机关多方面刁难群众，借口查实对证要“声喊声应”，找不到证人不算数。
于是，习仲勋亲自上阵，帮助农民讨寻“失联”东西。《王庄村志》等记载：1961年4月17日至19日，为寻找“失联”的家具、用具等，习仲勋安排国务院副秘书长曾一凡带领王庄村群众先后到县委、县政府、财贸委、公检法机关大院和县委招待所等，找回了该村原来的办公桌椅、其他农户丢失的家具物品。王老太家的水缸被县中学占用，习仲勋亲自交涉，学校最终退还了水缸。王庄村民冯根成等9户人家，房屋被扒无处居住。习仲勋指示中央工作组立即将他们安置到县服务公司和碗厂的公房居住。
通过中央工作组的努力，“五风”泛滥时期平调农村财物遗留的生活、住房等大量问题得到妥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