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小长假前夕，打电话到家里。

电话是父亲接起来的，“谁呀？”声音还是那样的粗犷，听不出一丝客气。

听到是我的声音，父亲就聊几句，无非是让我注意身体，减减肥，别回来一次胖一圈儿。

随后父亲便把手机转给了母亲，嘴里说着“你儿子的电话”。

这样的套路和语气，基本上都和上次一样，甚至连通话时间都不会差多少。

有时候，我常常有种错觉，我们不是父子，父亲只是一个天然的接话员，抑或是一个传话筒，在母亲无暇理会时，可以替补一下，仅此而已。

我能想象得到，此时的父亲多半是坐在灶台前烧火，下他爱吃的捞面条。母亲应该是在院子里，或者厨房里忙碌着，收拾着东西。

听到父亲的话，她多半会说，“又打电话干啥，净是浪费钱”。但电话她还是接了过去，而且会去住的里间屋子，可以安静地和儿子聊上一会儿。

母亲出生在一个农村干部家庭，曾经也是戴着上海牌手表、骑着凤凰牌自行车去上卫校的“傲气女孩”，但她没有一丝大小姐脾气，从小都是把钱掰成两半花。

从家里有手机开始，手机里的话费从来没有超过30元。每次我回家，都要帮她删去手机里那说不清有多少条的短信，提醒她要交费了。但母亲从来不去交费，还理直气壮地反驳我：“里面还有3块多钱，我又不打，只是接接，足够了。”

似乎有点偏题了，我打电话就是想问问家里小麦是不是快要收了，照理儿，这时候差不多了。

母亲说：“还要等几天呢，端午节是不行，东地麦子还青着呢，也倒了，到时候不是太好收。南地还好，没有事，到时候直接下地收就行。你不用操心了，让你扛粮食袋子，还不如你爸，个子怪高。人家金仨还没你高，一个胳膊夹一袋粮食站起来就走，就这你还不锻炼。”

每当听到这样的话，我就很汗颜。

确实是，收麦在以前可是个力气活儿，现在也是，不过要省事很多了。

记得那时，每当收麦前一两周就要轧出来一个场面，平平的，上面可以打场，可以晒粮食，这也是收麦前很重要的一个环节了。

轧好的场面，就是收麦的后勤保障基地，也是仓库。四轮车、拖斗、石磙、大水缸、木板床……只要是你能想到的、已经退出历史舞台的农机具，在这里应该都能找到。水缸是每个场面里必备的，更有乡、村干部来检查，因为那是用来防火的。那时候的我，最喜欢的就是趴在水缸那里玩水，或者从水塘里逮几只青蛙养在水缸里。

麦子黄了，父亲天天都会去地头瞧瞧，顺手揪下来几根麦穗，在手里一撮，看一看，再放进嘴里嚼一嚼，看麦粒是不是饱满，水分多不多。水分太多，收下来还要晾晒好久，也是不行的。

待收割那天，父亲会把家里的镰刀都找出来，在磨刀石上好好磨一下。那镰刀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这样割麦子才利落。

那时候割麦子，大都是每人把着一垄麦，割好，也要放整齐，这样才好装车拉出去。父亲割麦子的速度是我的好几倍，常常是他很快就割了一半，我还没出地头，于是就会拿起水杯送给父亲，让他喝口水歇一会儿。然后和他商量：“爸，咱俩换换吧，你去割我割的那一垄，你割得快。”

每当这时，母亲都会数落我一阵，不让我耽误父亲割麦子。

那几年家里没有四轮车，也没有拖斗，父亲常常要从村头走到村尾，看谁家拖斗有空，能让我家用一下。于是，我家的麦子总是早早割了，拉出来却很晚。

那时候，我内心里憋了一口气，心里想着长大后一定不让父亲再作难，别人家有的，我家也要有。也为此，现在母亲常常笑我：“你小时候的志气都跑哪去了？还不如不长大，起码那时候还有点儿念想，现在可好了！”

麦子拉到场面上，就是打场、扬场、晒麦子……那时候，扬场是最不好玩儿的，因为风向会变化，常常把麦糠刮得满场都是，麦灰黏在身上是很痒的，非常难受。但父亲，每年都要这样重复着，虽有帽子、墨镜遮挡，但还是不行。扬场结束，一盆清水，父亲洗把脸就成了黑水。

近几年，大姐出嫁、我和妹妹在外工作，虽离家不远，但在农活上，连像儿时帮父亲母亲一把都没多少机会了。

现在有了大型收割机，不用割麦子、不用扬场，但家里那10亩地，几十袋子粮食，大多时候还是父亲搬上车，又卸下来的。如果再晒几次粮食，父亲又要多费几次力气。

也许在很多人看来，粮食收了直接卖不行吗？何必这么麻烦！

是啊，我也这样问过，父亲母亲无非就是想等个好节点，让1斤小麦能多卖1毛多钱，10亩地能多卖千把块钱。

1斤1毛多钱，10亩地千把块钱，又有多少人会放在眼里呢？

父亲母亲会，而且这60多年来看得一样重。在他们眼里，这是一笔巨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