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湖缘起
西湖是历史留给许昌的一份丰厚的文化遗产。
唐朝时，镇守许州（许昌时称）的节度使曲环重修城垣，因城西北地势较高，就在那里挖土筑墙，高岗遂成洼地；又引潩河之水注入洼地，形成湖面。湖在城西，故名为西湖。
到北宋时，许州人疏浚西湖水道，栽种杨柳，广植莲藕。其时，杨柳依依，碧荷连天，风光怡人，引来众多文人雅士观赏留墨，许州西湖成为一处闻名遐迩的中州胜景。
北宋时期，许州战略重要：北扼黄河，南控荆楚，东北经200多里官道直达东京汴梁，西北隔嵩岳与西京洛阳相望，与东西两京势成鼎足，被称为“陪京第一州”；许州土地肥沃，适宜灌溉，盛产谷物，亦为经济重镇；其地钟灵毓秀，人才济济，东汉三国时被称为“固多奇士之地”，北宋时更是被称为“士大夫之渊薮”。
可惜，天生缺憾，这里没有名山大川，缺少湖光山色。
但自从有了西湖，许州弥补缺璧之憾，成了一块风水宝地。
二、许下公卿
有案可查的第一个吟诵许昌西湖的名士，是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那个年代绝对的“顶流”。欧阳修因支持范仲淹的庆历新政，被贬官夷陵（今湖北夷陵）。他的朋友谢伯初（时任许州法曹参军）寄信问候，欧阳修作诗《春日西湖寄谢法曹歌》作答，诗中写道：“遥知湖上一樽酒，能忆天涯万里人。万里思春尚有情，忽逢春至客心惊。雪消门外千山绿，花发江边二月晴。少年把酒逢春色，今日逢春头已白。异乡物态与人殊，惟有东风旧相识。”西湖美景和思友之情跃然纸上，是咏诵许州西湖的佳作。
除了欧阳修外，与许州结缘的北宋名士众多，仅在许州做过官的就能列出一长串——任过宰相的有晏殊、韩绛、韩缜、文彦博、贾昌朝、范纯仁，中过状元的有宋庠宋祁兄弟，诗词名家有晏几道父子、叶梦德、梅晓臣、钱惟演等。这些文人宦臣有意无意为许州西湖的成名发声出力。
宋庠任许州知州时，征用民力，挖去湖中横堤，使湖面多出数倍。此事正巧被赴京途中经过许州的苏轼碰到，写了一首五言诗《许州西湖》：“西湖小雨晴，滟滟春渠长。来从古城角，夜半传新响。使君欲春游，浚沼役千掌……池台信宏丽，贵与民同赏。但恐城市欢，不知田野怆。”诗中描写了许州西湖美景，但他显然对宋庠动用民力挖掘横堤的行为不以为然，语带讽刺。
之后，被称为北宋“天下第一门族”的桐木韩氏看中了这块风水宝地。桐木韩氏始祖韩亿少时游学中原，寓居许州苦读，后考中进士，官至参知政事（副相）。韩亿有八子，具有文名，被称为韩氏“八凤”，其中四个儿子曾在许州主政，“八凤”及其后人生于许、居于许、官于许、葬于许，与许州结下生死之缘。前面提到的韩绛、韩镇在“八凤”中排行老三、老六。
有趣的是韩亿的第五子韩维。他主政许州时，在西湖中建了一个亭子，取宋庠诗句“凿开鱼鸟忘情地，展尽江湖极目天”之意，名为展江亭。闲暇时日，韩维在亭中备下酒席，让手下人站在入口处，看见读书人经过就邀请入席，满九人开席，饮酒作诗，日落方散。韩维与理学宗师程颢、程颐兄弟交好，“二程”贫困时，韩维邀请他们在许昌西湖讲学，朝夕陪餐。程颢在许州作的七律《重游西湖》被称为传颂一时的名作。程颢死后，程颐请韩维题写墓志铭。梅晓臣未成名时，在许州任小吏。韩维慕其才学，常邀其同游西湖，诗歌互答，二人成为莫逆之交。
眉山苏氏也对许州情有独钟。苏辙晚年在许昌居住十余年，苏轼的儿子苏过也搬家过来与叔父同居一城。今天许昌的建安区、鄢陵县，还聚居有眉山苏氏后人。
范仲淹的次子范纯仁是一代名相，曾经两任颍昌（许昌时称）知府，两次拜相，以“俭朴”闻名，被称为“布衣宰相”。范纯仁在多地为官，最后选择的归宿地也是颍昌。
当时，冠盖人物云集许昌，西湖随许昌而知名，许昌因西湖而妩媚。许昌西湖名声之盛，不亚于当时的任何一处湖景。
三、眉山苏氏
说到西湖，还要提到眉山苏氏。
公元1037年，苏轼出生于眉州（今四川眉山）。传说这一年，眉山花草凋零，树木枯萎，有“眉山出三苏，草木为之枯”之说。毕竟唐宋八大家，他家就占了仨。
公元1057年，苏洵携二子进京赶考，苏氏兄弟同榜进士，名动京师。苏轼的文章被欧阳修激赏，认为日后苏轼必将超过自己，独步天下。
皇帝和朝中重臣都如此看中，想来兄弟二人此后会平步青云；恰恰相反，苏氏兄弟终其一生，仕途坎坷。特别是哥哥苏轼，不是被贬谪，就是在被贬谪的路上，甚至一度被捕入狱，被折磨得死去活来。
宋神宗当皇帝时，任用王安石大力推行新法，苏轼上书抨击新法弊病，与新党政见不合，无法在朝廷立足，出京任职。公元1079年（元丰二年），新党抓住苏轼奏章中的几句牢骚话，附会他的大量诗作为证，弹劾苏轼愚弄朝廷，诽谤新政，将他逮捕入狱，一心要置于死地，史称“乌台诗案”。最终，苏轼虽免于一死，但以戴罪之身，贬谪为黄州团练副使。
在黄州的凄凄风雪中，苏轼开始了他人生的渡劫。
没有立足之力，他借居寺庙，两年后才自己建房居住；微薄的薪水无以活命，他向人讨要了城东一片荒坡耕种，当起了农夫，自号“东坡居士”。
苏轼的同乡师友范镇当时在许州居住，对他很是挂念，去信邀请他回许州做邻居。苏轼回信说，“许下多公卿，我蓑衣箬笠，放荡于东坡之上，岂复能事公卿哉？……要且坚忍不退，所谓一劳永逸也。”从中可以看出，苏轼在黄州的处境虽然艰难，但经过一再调适，心性和文风已经变得坚韧而阔达。
在黄州，经过种种肉体的折磨和心灵的煎熬，好似进入了太上老君的炼丹炉，练就了金刚不坏之身——苏轼已经蝶变成苏东坡。
在中国的文化人格中，苏东坡成了一种极致的存在，一个独特的文化符号，一种穿透千年的精神图腾。谁能说，那种豁达、通透、率真、可爱，那种低到如水银泻地，高到如高山仰止，不为权势利益所动，不怕付出任何代价，只要求真求实的情怀与作为，不是一种让人仰望、难以企及的高度？！
对比哥哥的遭遇，苏辙也好不到哪里去。在“乌台诗案”中，他因奏请朝廷赦免兄长，被贬为筠州（今江西省高安）酒监，也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官。
苏辙真正的渡劫地不是筠州，而是许州。
苏辙名列“唐宋八大家”，靠的是实力，“为文汪洋澹泊，似其为人，不愿人知之，而秀杰之气终不可掩”。《古文观止》选其文三篇，俱为千古佳作。
世人往往认为，苏轼外向直言，苏辙内向寡言，其实苏辙如同冰山下的火焰，冷不丁就会来一次惊人的喷发。第一次参加殿试，他就捅破了天庭，笔锋自指当朝皇帝，批评宋仁宗怠政、奢侈、好色等诸多缺点，好在宋仁宗宅心宽厚，没听从朝臣罢黜他的建议，竟然也录用了苏辙。王安石变法时，苏辙尤其反对其中的青苗法，论辩其中弊端，使其一度难以施行；后终因与执政者不和，被贬出京。
宋神宗去世后，宋哲宗登基，苏辙被召回京，短短几年时间，从七品县官升为尚书右丞（副相）。其间，苏辙展现出卓越的政治才能。宋哲宗亲政后，苏辙坚持自己的政治理念，上书反对恢复新法，一年内连遭三贬。
第一次被贬汝州时，苏辙就有后顾之忧，从京城到汝州任职必经过颍昌，他让儿子在颍昌城西30里的泉店买了两顷田地。
公元1102年（崇宁元年），奸相蔡京当朝，苏辙又接连被贬。为避祸，苏辙把家搬到泉店乡间隐居，自号“颍滨遗老”；5年后，又在颍昌城西买了几十亩地，筑室而居。他农忙时节，下田务农，到泉店割麦；农闲时节，潜心读书，专心著述，谢绝宾客，绝口不谈时事。
苏辙《游西湖》诗曰：“闭门不出十年久，湖上重游一梦回。行过闾阎争问讯，忽逢鱼鸟亦惊猜。可怜举目非吾党，谁与开尊共一杯。归去无言掩屏卧，古人时向梦中来。”
苏轼的黄州渡劫是身与心俱疲，灵与肉都承受巨大打击，而苏辙的许州（颍昌）渡劫，只是政治理想的幻灭，物质和身体要比苏轼好许多。
10年的落寞与沉潜，使苏辙远离政治斗争的旋涡，得以保全性命。“天下有道则见，天下无道则隐”，毕竟，北宋末年的政治腐败，已经深入骨髓。
冰山下的火焰，已在京城喷发过了，曾经是那样石破天惊，那样光华耀眼，此生已了无遗憾！“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苏辙是有大智慧的人。
冰山下的火焰，熄灭在西湖之畔。公元1112年（政和二年），苏辙在颍昌去世，享年74岁，为“唐宋八大家”中最长寿者。
四、千年文脉
北宋自开国以来，施行重武轻文的国策，宋太祖在宫中秘立誓碑，要求继任者“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读书人的地位得到空前提高，可谓“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陈寅恪先生就说：“华夏民族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个中利弊，后人多有评说，但赵宋王朝享国319年，是封建社会统治时间最长的一个朝代。
北宋以后，中原战乱迭至，许昌西湖疏于管治；明清两代，政局平稳，许昌西湖才风光渐复。新中国成立后，西湖被辟为人民公园，又多次进行修建改造，特别是近年来，公园拆除了围墙，设计建造了堤、山、岛、堂、阁、桥、亭等景观，打造了牡丹园、盆景园、紫薇园等花园，西湖公园成为市民休闲、览胜、怀古的精神家园。
穿越千年烟云，许昌西湖至今能碧波荡漾，绵延其中的历史文脉是历经千年而不朽的原因所在。
历史文脉是一座城市的根基，文化遗产是一座城市不可再生的宝贵资源。如今，许昌人民正在孜孜以求，保护、利用和传承包括许昌西湖在内的各类文化遗产，赓续优秀传统文化，延续千年历史文脉。
相信，明天的许昌西湖，将更加多姿多彩；潋滟的西湖之水，将永远流淌在许昌大地，遍布四野八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