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1961年4月10日至8月22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习仲勋率领中央工作组一行12人，长驻长葛135天，展开深入调查，探索破局之策，其调查之扎实、作风之朴实前所未见，充分展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务实担当精神。

习仲勋，这位被毛泽东主席称为“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夙夜在公，告诫中央工作组一行“真理必须到群众中去找”，并躬身自行、率先垂范，他的长葛调查堪称党的群众路线的生动实践，对当前全党大兴调查研究极具启迪意义。

近期，本报记者专程回访了中央河南调查组“长葛调查”见证者李喜木、冯文献、王丙坤等，追忆习仲勋敢作敢为、救世济民的工作轨迹，感受他心系群众、亲民爱民的人格风范和担当精神。

本报记者 邓雷 杨红卫 王金伟

62年前，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习仲勋率中央工作组一行12人长驻长葛135天，展开深入调查，探求发展之策；

62年后的今天，中央再次发出“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号令，让1961年习仲勋在长葛开展的这次“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经典调查，更显弥足珍贵。

3月25日上午，记者走进位于长葛市区八七路的“中央河南调查组”旧址，一张张泛黄的老照片映入眼帘，不禁让人勾起回忆和沉思；一件件老旧的办公用具，娓娓诉说感人至深的调查往事；一个个图文并茂呈现出来的故事宛如时光画卷，记录着“中央河南调查组”在长葛4个多月蹲点调查的点点滴滴……

回溯时光，触摸历史；素墙红瓦，风过留香。驻足在那幅“1961年5月习仲勋在长葛县调研期间与当地干部群众合影”的黑白照片前，分外亲切。正是这幅照片，将我们的采访引向了那一场影响深远的“长葛调查”。

追忆篇

习仲勋在长葛怎么做调查

调查进展不顺——

“出了问题我负责。”

事情还要从1960年说起。

国事蜩螗，民生维艰，如何从容走出“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困局？1960年12月，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等，开始着力解决全国农村特别是河南农村的问题。

带着一系列问题，1961年4月10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习仲勋率国务院机关党委书记侯亢，国务院副秘书长曾一凡、赵守攻，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李孟夫，国务院人事局局长金树旺，国务院办公厅副主任黄仁、田方等12位同志组成的中央工作组，来到“五风”（“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等五股风）典型的长葛，展开蹲点调查。

来到长葛的第一天，习仲勋听取了县委第一书记张汉英的汇报，随即决定：由县委书记处书记张继增等参加工作组配合工作，到存在问题多、情况复杂、离县委机关最近、又能折射当时农村现状的和尚桥公社宗寨、樊楼、杜村寺等三种不同类型的生产大队进行重点调查。

4月11日，习仲勋带领曾一凡、侯亢和秘书张云，在张继增的陪同下步行数里来到宗寨，党支部书记赵宪章、副书记刘水柱等出来相迎。

起初，调查很不顺利。

在赵宪章家，习仲勋请村干部实话实说，村干部面面相觑很是尴尬：县领导在眼前，敢实话实说吗？

习仲勋再三鼓励：“出了问题我负责。”

气氛慢慢缓和，村干部开始讲了一点儿问题：在“一平二调”的“共产风”下，宗寨大队小队并大队，小村并大村，大村“割耳朵”（不要小自然村）——发现规模过大，管不过来后，又把村子分开，重新合并，瞎折腾。

分分合合中，宗寨大队3943亩耕地被公社调走825亩，817个劳力被调走356个。另外，调走粮食10万斤、树木3260棵、麦秸7万斤。新购置的23部双铧犁，还没解捆，就被调走炼了钢铁。农民群众的牲畜、家禽、盆盆罐罐，甚至房屋，都被“一大二公”了。副业、手工业也被“五风”全给吹走了。谁想不通或不服从，就会被“拔白旗”“拔暮气”（揪斗）。“站起干，坐下辩；通了干，不通辩”——“大辩论”中，人只要往中间一站，一帮人就会呼啦一声围上去，拳打脚踢，直打得你倒在地上起不来。批斗的人，轮班睡觉；挨斗的人，一点也不能睡，这叫“熬鹰”。三天三夜不合眼，再硬的汉子都撑不下去。农民、干部一个个屈服了：放弃了对土地、农具、耕牛、家具、用具的拥有权。

赵宪章、刘水柱等大队干部还向习仲勋反映：宗寨由一个富队变成了穷队不说，大办公共食堂由起初“吃饱肚子”不要粮票，到每人每天五两到九两（十六两秤）的粮食标准，再经过出库关、磨面关、管理关、炊事关、打饭关、照顾关等，最后群众吃到嘴里的粮食，四两到五两就顶上了天。说是要“瓜菜代”，哪儿还有什么瓜菜充饥呀，榆树皮都被吃光了。群众严重营养不良，145位老年人出现浮肿，小孩儿面如菜色。

公共食堂缺燃料，烧完了树木烧农具，烧完了农具烧家具，烧完了家具烧饲料麦秸，烧完了饲料扒民房烧木料。还有，宗寨5头耕牛被调走，19匹骡马被调走了18匹。饿得连走路都很吃力的群众，为了活路，还不得不拉车、拉犁、推石磨。没有牲畜、家禽，就没有肥料。种地不上粪，等于瞎胡混，粮食还得大减产。

正是在习仲勋的鼓励下，村干部和农民群众慢慢敞开心扉，说出了存在的矛盾，为以后解决问题打下了基础。

发现粮囤作假——

“无颜吃农家的饭。”

1961年4月16日，习仲勋来到和尚桥公社杜村寺大队，调查群众的口粮问题，并要亲眼看看粮仓。

党支部书记张大力一听“看粮仓”，吓得话都说不囫囵了。搪塞不过去，他只好领着工作组前去查看。

库里，粮囤一个比一个高大。村里，饿成浮肿病的百姓一个跟着一个。

粮囤里真的装满了粮食吗？习仲勋很是怀疑，让打开粮囤，张大力死活不肯动手。习仲勋让随行的工作人员打开了粮囤，发现粮囤里，竹竿片儿撑了个拱，布罩在拱上；布上边，摊着不足一寸厚的粮食。

习仲勋又气又恼：“你们杜村寺大队把党中央制定的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多快好省’学精了、用妙了！一个粮囤，如果用土填满，一个棒劳动力担土也得两天时间吧。这下子好了，半个小时，就能把假给造出来。”

张大力满腹委屈：“不瞒习副总理，庐山会议后这里到处都在搞‘卫星田’。上面瞎指挥，种麦每亩地播种几十斤，又遇上了1960年大旱，麦子产量连种子都顾不住。可吹产量，一个比一个高。吹完了，听完了，上边还要装模作样地下来检查工作。没办法，只好造假。上边压下来的事，只能照办。不照办，就得挨批斗。”

面对习仲勋一行，杜村寺大队学校教师孙守德出言谨慎：“有些事儿还是不说了吧。不知哪句话说错了，就犯纲犯线了。自己挨批斗不说，还祸及家人。”

习仲勋说：“你大胆说，一切由我负责。”

孙守德这才说：“您去粮仓看了没有？庐山会议‘反右’后，到处都搞卫星田。我们这里有3块卫星田：一号卫星田，是公社主要领导的；二号卫星田，是县里主要领导的；三号卫星田，是地区主要领导的。他们只以毛主席提出的农业‘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管、工）中的‘种、密’为依据，以每亩播10斤种能打800斤、播100斤种就能打8000斤为逻辑，强迫这儿的干部种麦每亩播种100斤甚至200斤，然后按照这个公式，以每亩麦播种200斤产出15000斤作为成绩来上报。结果呢？连种子都顾不住。可是，产量吹出去了，上边来检查怎么办？只有造假粮囤一条路！”

到了晚饭时间，孙守德尴尬而内疚地说：“中央大干部到农家，该吃饭了，我竟管不起几位一顿饭……”

“我们无颜吃农家的饭。”习仲勋如鲠在喉。

跟群众打成一片——

“无论走到哪儿，身份不用保密。”

习仲勋要求随行工作组人员放下架子，与群众打成一片，他本人更是以身作则。

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依照规定，习仲勋下乡调查是必须保密的。习仲勋虽然衣着朴素，但他的口音与当地人很不一样，加之身材高大，气宇轩昂，出行有当地干部、保卫人员随行左右，走村入户调查时，不免为百姓所注目。

习仲勋叮嘱随行人员：“无论走到哪儿，身份不用保密，就说是国务院副总理到长葛来调查。这说明中央政府对长葛人民很关心，帮助长葛工作，有何不好？”

他还要求工作组人员：“下去搞调查研究，要真的能够放下架子。只有几里的路程，不要坐汽车，也不要骑自行车，步行去最好。”他还提醒两位国务院副秘书长：“不要让保卫人员老是尾随紧跟。机关放电影，要和同志们一起看，不要事事和群众划界隔离。”

“习仲勋去宗寨、王庄、杜村寺、樊楼等地调查时，总是步行。”时任宗寨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刘水柱时常陪同习仲勋到各村了解情况，他回忆说，当时，老百姓都拿这个大干部不当干部，有时还调侃他：“老习，你这个‘习’跟毛主席的‘席’差多远？”习仲勋笑笑，说：“我只是咱炕上铺的‘席（习）’，跟铺天盖地的毛主席的‘席’是两码子事儿。”

还有一件事，让长葛人冯国富永世难忘。

1961年夏季，13岁的冯国富一直高烧不退，家里没钱看病，只有等死。后来，冯国富连夜被送进了医院。

原来，有人将这事儿报告给习仲勋。在习仲勋指示下，医院还给冯国富用上了救命的西药。“我出院时，医生指着一竹篮子青霉素、链霉素空瓶说：‘你的命真大。’”冯国富回忆道，“那是一个缺医少药的年代，我们一家永远记住这份大恩。”

还有太平店村村民冯文献向记者讲述了其父亲冯海成（已去世）被习仲勋下令释放的事。1961年4月初，和尚桥公社太平店的冯海成、岗刘的刘毛、坡岳的岳洪瑞等150多名大队干部、生产队队长和会计，因为上报产量不浮夸、讲实话，被定为“机会主义分子”，按政治犯囚禁在监狱里。

1961年4月12日，习仲勋一行来到长葛监狱，找来冯海成等人详细询问，秘书张云做了记录。回到县委，习仲勋立即召见履新不久的县委第一书记张汉英等有关负责人，严肃指出：立即释放那些敢讲真话、不搞浮夸、没有虚报产量的所谓在押政治犯，干部要恢复职务。

4月16日，冯海成等150多名干部群众被释放。“习仲勋的救命之恩，我们全家人感激不尽。”冯文献说。

长葛市长社路街道八七社区88岁的居民王丙坤对习仲勋记忆十分深刻。

当年，王丙坤是宗寨大队第六生产队会计。“当时几个人在村东侧抗旱浇麦，几个干部模样的人在田间地头查看。其中一名干部将鞋袜一脱，挽起裤腿，从生产队队长刘林手中接过铁锹，在麦地里改水道。改了一畦地左右，这名干部在水池里洗了洗脚，穿上鞋袜后挥手离开。”据王丙坤老人回忆，后来才知道，这名干部就是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真没想到副总理能那么朴素，跟村民一起浇地干活儿”。

长葛调查，习仲勋听到了真实的声音，实实在在地掌握了第一手材料，并写出了《长葛县秋季生产和群众生活及粮食的情况》《河南长葛县和尚桥人民公社整风整社问题的调查》《河南长葛和尚桥公社宗砦大队粮食问题的调查》《河南长葛县和尚桥公社杜村寺大队社员家庭副业生产的调查》等报告。

在这135个日夜里，习仲勋先后向中央提交11份调查报告，系统地提出了解散公共食堂、保护农村劳动力、实行多劳多得分配制度、调整社队规模、改进干部作风、顺应市场规律、包产到户经营、群众路线教育等多方面的意见和建议，为我国农村工作的后续政策调整提供了强有力的事实依据。

担当篇

习仲勋在长葛如何“查风纠偏”

入户走村，聆听群众疾苦；解散食堂，顺应群众呼声；开仓放粮，急群众之所急……

长葛调查期间，习仲勋不仅先后向党中央呈交10多份调查报告，如实上报长葛实情，还针对存在的问题，根据中央精神及群众的要求，敢于担当，解散了公共食堂、退赔了集体侵占群众的财物……为群众解决了许多实际困难和问题，长葛人民就此闯过了那段艰难困苦的饥馑岁月。

“开仓放粮”

1961年，旱情一直在持续，麦子大面积枯萎。习仲勋和中央工作组同乡亲们一道，奋力抗旱，争取不让夏粮绝收。

没承想，麦收后却迎头碰上了更大的危机：上级下达给长葛县的粮食征购基数是3651万斤，超购289万斤。如此一来，全县有29个大队在秋收之前人均最低口粮不足百斤，个别大队人均只有五六十斤。

习仲勋知道这一情况后，立即召开县委常委会，研究退库和统销（返粮）的问题。

会上，习仲勋还提出动用国家战略储备粮的问题（那个时候，动用国家战略储备粮是谁都不敢碰的高压线）。县委第一书记张汉英思考再三，说：“关于国家的战略储备粮，县里只有为国家妥善保管的责任；没有中央批准，一粒都不敢动。”

在座的都听出了这话的意思，都将眼睛盯向了习仲勋。

习仲勋果敢地说：“特殊情况下，要采取特殊措施。我们必须尽一切能力去拯救人民的生命。现在动用一部分储备粮，等于向国家‘预借‘，下年丰收，再补上。”

会议室里，县委常委和中央工作组成员面面相觑，无人发言。

说得轻巧，能“预借”吗？

说是“补上”，“补上”就完事了吗？看到这场面，习仲勋思考片刻，拍板决定：“县委做好开仓放粮的准备。我马上打电话给中央和国务院，向周总理和小平同志请示。他们会考虑问题的严重性，给予破例。”

《长葛粮食志》记载：“县决定退库（小麦）60万斤，统销341万斤，又动用储备粮62万斤、机动粮135万斤……共计1156万斤，有效解决了群众口粮严重不足的问题。”

1156万斤粮食，挽救了多少长葛人的生命？《长葛粮食志》上的这份记录，充分反映了习仲勋当年的英明决策和他的为民担当。

解散“大食堂”

农村办公共食堂，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新生事物”，被作为“共产主义萌芽”大力提倡。

习仲勋来到长葛后，有干部不断向他反映说：贫农、雇农、下中农拥护食堂；一些中农、上中农不赞成办食堂。

广大群众是真拥护，还是假拥护？习仲勋走村入户，了解实情——

樊楼村有49户人家，习仲勋征询了46户人家对办食堂的意见。除了个别五保户和单身汉愿意在农忙时办小型食堂外，其他人家不分男女老少，都反对继续开办公共食堂；

“食堂吃一次饭，光排队就得一个多小时。早晨吃饭到半晌，中午吃饭到日西，一天还能干多少活儿呢？办食堂，占用了一半的干部与劳力。下地干活儿的，都是婆婆妈妈和娃娃。照这弄法，再过一年吃啥？”一位叫岳永平的农民给习仲勋道出了实情。

时任宗寨大队党支部副书记的刘水柱也向习仲勋反映说：“办公共食堂，没燃料，就烧树木；树砍完了，就烧木板、农具、饲草，甚至扒房屋。仅宗寨大队，就扒房21间，烧椽梁85根，烧农具24件，烧饲草5万多斤。再办下去，要出大问题。”

……

了解到真实情况，习仲勋有了发言权。在县委扩大会议上，习仲勋掷地有声地说：“公共食堂，只要群众不愿办，就不办！”

这厢办大食堂，那厢大炼钢铁。群众的锅，都被收走炼铁了，食堂一哄而散，一些群众连做饭的锅都没有。习仲勋想得很细：“过去办公共食堂是全力以赴，分散以后，不等于不管群众生活了。相反，应该更好地关心群众生活，帮助群众解决生活困难。”

当时在县委办负责新闻工作、现已90岁的李喜木对记者说，有件事，他至今记得还特别清楚。一天，习仲勋在樊楼调研得很晚，摸黑返回县城的路上，听到叮叮当当的响声，循声过去一打听，是群众在偷偷开荒种地。

“群众开荒自救，应该支持。”习仲勋号召全县干部群众开垦路边、河边等“十边荒地”，种粮种菜；要求干部带头养牲畜、家禽和兔子，改善生活。“在当时，个人开荒种地、养大牲口等，都是要被批斗的。习仲勋顶着极大的政治风险，号召大家做这些事。”讲到这儿，李喜木老人依然感慨不已。

很快，全县慢慢恢复了元气。

狠刹“五风”

习仲勋和中央工作组经过调查发现：几年来，和尚桥公社占用和扒毁民房6170间，刮走各种农具、家具等5995件。公社办了个万头猪场，从各大队调了350头猪。盖猪圈的任务，也分到了各大队，并要求一天一夜建成。大队没有材料，就扒群众的房子。段庄公社占用社员70余间房屋、16户社员宅基，建了两个大院。除办公室以外，书记、委员、社长还都有一个很漂亮的宿舍。群众却无家可归。古桥公社用了三天三夜，把白庄大队李庄村的320间房子全给扒光了。群众气愤地说：“扒了民房盖猪窝，行善没有作恶多。”

——干部对生产瞎指挥，什么都要“一律化”、“规格化”、大兵团化。说是玉米能增产，就不准群众种高粱；说是密植能增产，种麦都得用五条腿的耧。事事都要大协作，什么都要统一行动。1959年，为了种麦，县委规定统一时间：“点炮为令”，一齐扎耧。为了统一种麦，11702亩晚秋作物不熟就收了。1960年，为了种麦，干部命令群众一个晚上把烟叶全都打完。烟叶不熟，又没能力炕，大部分都沤坏了。

——讲形式，搞浮夸。锄地锄地头，上粪上路边；年年反瞒产，季季“整产量”，群众吃了“空头粮”。1960年闹起春荒：全县71个公共食堂断粮停伙。

让习仲勋忧虑的是：中央工作组提出问题和群众商量时，经常遇到的回答是：“看上面咋规定”“上面叫咋着就咋着”。面对这些，有的干部反而认为这是群众觉悟高，“听党的话”。开群众会，干部上去讲个把钟头，群众齐声高呼：“保证完成任务。”于是，会议结束。

和尚桥人民公社是“五风”重灾区，习仲勋决定以点带面，在该社开展整社整风。

1961年5月11日，习仲勋向中央和邓小平呈报了《长葛县和尚桥人民公社整风整社问题的调查》等。

“五风”“刹了车”，局势迅速好转。但是，问题仍然成堆，退赔工作就是其中之一。

在习仲勋的带领下，中央工作组深入各村全面调查，实实在在掌握了第一手真实材料：每个大队、生产队、社员在“一平二调”“共产风”中被调走了多少土地、牲畜、家具等，都一清二楚。

中央工作组1961年4月30日形成的《长葛县占用和退赔社员房屋的调查》，记录了习仲勋的态度：“坚决执行党的政策，满足群众的要求，用上压下挤的方法，彻底进行退赔，有一间退一间。机关、公社和社办企业，退赔后可搬到庙宇、祠堂、烟炕去办公。大队和生产队的仓库、保管室占用的民房，如确实不能退赔，要与群众商量，签订租赁合同，按时付给租金。扒毁群众的房屋，采取三种方法：一是帮助修建，二是以其他实物顶替，三是合理折价付款，群众自己修建。”

群众反映说：公家根本不想退赔群众的财产。县级机关向县委打的报告却说：对群众的“退赔”，已经完成了92.2%。于是，中央工作组到和尚桥公社王庄大队做退赔专项调查，发现上级平调社员物资，退赔作价仅有实物的四成。有些机关从多方面刁难群众，借口查实对证要“声喊声应”，找不到证人不算数。社员气愤地说：公家黑夜搬家拿社员的东西，黑夜伐树，社员被迫迁村、关门、锁户，人不在，东西就被单位拿走了。拿的时候不跟社员说，往哪里找证人。如此一来，一些“平调”群众的东西有物无主，机关也就继续占用。

于是，习仲勋亲自上阵，帮助农民讨寻“失联”的东西。

《王庄村志》等记载：1961年4月17日至19日，为寻找“五鬼分尸”的家具、用具等，习仲勋安排国务院副秘书长曾一凡带领王庄村群众先后到县委、县政府、财贸委、公检法机关大院和县委招待所等，找回了该村原来的办公桌椅、其他农户丢失的许多家具物品。王老太家的水缸被县中学占用，她去学校要了好几次，都被学校负责人以王老太没有借据为借口，不予退还。习仲勋亲自去交涉，学校才退还了水缸。王庄村民冯根成等9户人家，房屋被扒无处住。习仲勋指示中央工作组立即将他们安置到县服务公司和碗厂的公房居住。

桥南村被“割耳朵”，一分为四，被迫迁到外村。村民的房子都被扒了。为解决他们的居住问题，县里决定将县办机械厂的房屋赔给群众。可厂里却把门给拆了，一遇刮风下雨，群众苦不堪言。习仲勋得知后，质问县里的干部：“这样叫群众如何去住？对维护群众利益的事不能不管，必须抓到底。”

1961年5月2日下午，习仲勋在县委扩大会议上严肃指出，机关随便圈地、占地、占房，都退赔得很差。群众没房住，就是天大的事。占地占房，平调的一切东西，都要退还，并以实物为主。群众的东西必须退还给群众。不这样做，就是退赔不彻底。退赔彻底了，才能取信于民，使群众相信党、相信党的政策的正确性。

面对机关不退实物，一间房子只作价十二三块钱、瓦房作价20块钱的情况，习仲勋很是气愤。他对县领导干部们说，一间瓦房才赔给20元，连买砖瓦的钱都不够，房子是盖不起来的。所付的退赔款，一定要能买同样的东西。否则，就不合理。

如今，回头再看，在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当下，习仲勋这位被毛泽东主席称为“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长葛调查中一言一行依然堪称典范，极具启迪意义。

启示篇

习仲勋长葛调查——

真调查才有真效果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62年，弹指一挥间。如今，中央再发通知，决定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大力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突出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促进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带头深入调查研究，不断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探索新规律，真正扑下身子干实事、谋实招、求实效。

回望习仲勋1961年“长葛调查”，他的调研精神、调研作风和调研方法对当下开展调查研究工作极具现实意义。“习仲勋‘长葛调查’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深入基层调研，实事求是，不夸大，不缩小，正确地对待和处理问题，求得正确结论的案例，堪称党员领导干部调查研究的典范。我们领导干部一定要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了解真情况，解决真问题。”李喜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仍能清晰回忆起习仲勋在长葛调查的点点滴滴，对习仲勋扑下身子搞调研的精神感叹不已。

启示之一

大兴调查研究，必须坚持党性原则

中央河南调查组到长葛县蹲点调研的时候，是我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初期严重的三年困难时期，当时浮夸风、“共产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化风等“五风”在全国泛滥。1960年年初，卫生部和内务部向国务院反映河南的情况后，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习仲勋感到问题严重，不顾1959年7月庐山会议和中共八届八中全会掀起“反右倾运动”、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极大风险，立即向中央作了汇报，并按照中央部署，率领中央河南调查组12名同志到河南省长葛县蹲点调研，冒着政治风险向党中央反映群众的反感和不满、意见和建议，为纠正“左”倾思想造成的影响、促进农村各项工作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为扭转当时河南乃至全国面临的严重困难局面作出了非常重要的历史贡献。学习弘扬“中央河南调查组”精神，就是要继承光荣传统、永葆红色基因，时刻做到忠诚党的事业、与党同心同德，在党言党、在党忧党、在党为党，对党忠诚、为党奉献。

启示之二

大兴调查研究，必须坚持问题导向

1960年12月，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等，开始着力解决全国农村特别是河南农村的问题。1961年4月10日，为解决“一平二调”、社队规模、分配制度、公共食堂、管理体制等群众关心的焦点问题，习仲勋率领12人组成的中央河南调查组来到长葛县（今长葛市）蹲点调研。一到长葛，习仲勋当即决定：到存在问题多、情况复杂、离县委机关最近、又能折射当时农村现状的和尚桥公社宗寨、樊楼、杜村寺等3种不同类型的生产大队进行重点调查。“长葛调查”期间，习仲勋带领全县人民抗旱、发展粮食生产，反“五风”纠正“左”的错误，解散公共食堂、退赔平调财物、整风整社、教育干部转变作风，并向党中央与河南省委连续提供11份调查报告。此外，习仲勋分别于1961年4月23日和5月9日，两次向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和党中央作了详细的书面报告，为纠正“左”倾思想造成的影响、促进农村各项工作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习仲勋开展“长葛调查”的初衷就是为了搞清楚农村的真实情况，分析研究并加以解决。“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这条鲜明的主线始终贯穿于“长葛调查”的过程之中。

启示之三

大兴调查研究，必须坚持求真务实

阅读习仲勋代表中央工作组写的长葛调研报告，很容易发现他将群众反映农村工作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呈报中央时，有理有据，言之有物。他把群众的反感、不满都写了进去，并认为这是群众敢于向人民政府讲真话、说实话的表现，说明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赖。只有把真实情况报告中央，才能为中央制定新的农村政策，纠正“左”的错误提供决策依据。譬如，习仲勋给中央和邓小平写的报告中所附的《一个社员对划分大队的谈话记录》，原汁原味。“一平二调”“共产风”，搞得到处是“玻璃村”“水晶户”，穷得什么也没有了。习仲勋直言上书中央，反映真实情况。譬如，《长葛县恢复手工业的调查》写道：把过去的手工业合作社和小组全部并成国营工厂，多年形成的手工业体系整个搞垮了。有的3个劳动力只有一把锄，谷马大队第六生产队28户只有一只桶，还有两户合用一把勺的……再譬如，《长葛县国营商店工作的调查》写道：工业品换购的面太宽，形成以货易货，不仅影响到货币信用和回笼，而且限制了群众购买工业品的自由。群众形象地说：“什么都拿鸡蛋换，哪有那么多鸡蛋！”光购不留，让群众大吃苦头：种油料的农民没油吃，影响了农民的积极性。如果先留后购，农民有了油吃，就愿意种油料作物了。当时，如实上报长葛的境况，有多难、有多危险呢？回想一下彭德怀庐山会议上递交“万言书”的下场，就明白了。正是习仲勋“长葛调查”让当时的长葛、河南走出了噩梦连连的困局，也为全国走出那个非常时期开辟了一条可行之路。

启示之四

大兴调查研究，必须坚持为民情怀

党之所以有力量，就是因为我们紧紧地依靠人民群众，诚心诚意地为人民谋利益。“必须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增进同人民群众的感情，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自觉向群众学习、向实践学习，从人民的创造性实践中获得正确认识，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中央的通知，对全党同志做了最有力的动员。习仲勋在调研中发现问题后，能解决的就马上解决，如解散了食堂、退还了侵占群众的财物、整顿了干部工作作风等；不能立即解决的，就指导制订出具体方案，推动问题解决，如社队规模问题、分配标准问题等，得到了群众的拥护与支持。尤其是发现很多食堂没有粮食下锅后，非常着急，习仲勋要求基层干部给群众找豆腐渣、红薯叶下锅，保住了一些群众的生命；在增福庙公社孙庄村检查工作时，当发现有人事先安排学生打彩旗、喊口号，手里拿着盆盆罐罐抗旱浇麦，搞形式主义，习仲勋立即制止，并进行了严肃批评。可以说，习仲勋正是通过深入群众调研发现问题，才写出了扎实的调查报告，为中央从根本上扭转全国“大跃进”时期的错误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央河南调查组的实践充分启示我们，面对复杂情况，如何破题、怎样入手、为谁办事，最能体现党员领导干部执政能力和水平。我们要认真学习发扬中央河南调查组的务实作风，面对面、手拉手、心连心与群众沟通交流，听取群众意见，了解群众诉求，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建议，有效推动问题解决，努力让广大群众过上好生活。

抚今追昔，习仲勋带领中央调查组一行何以在长葛蹲点调研耗费135天，何以在调研并解决问题的同时向党中央与河南省委连续提供11份调查报告？归根到底就是为了探求破局之策，这种孜孜以求的探索精神穿越62年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面对这座高山，我们唯有仰止、唯有努力！

当前，许昌正处于转型升级、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改革发展面临不少困难和问题，经济发展、结构调整、城乡建设、民生改善等任务异常艰巨。大力学习发扬中央河南调查组求真务实的调查精神，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对推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建设城乡融合共同富裕先行试验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