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第三版）共计1156万斤，有效解决了群众口粮严重不足的问题。”

1156万斤粮食，挽救了多少长葛人的生命？《长葛粮食志》上的这份记录，充分反映了习仲勋当年的英明决策和他的为民担当。

解散“大食堂”

农村办公共食堂，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新生事物”，被作为“共产主义萌芽”大力提倡。

习仲勋来到长葛后，有干部不断向他反映说：贫农、雇农、下中农拥护食堂；一些中农、上中农不赞成办食堂。

广大群众是真拥护，还是假拥护？习仲勋走村入户，了解实情——

樊楼村有49户人家，习仲勋征询了46户人家对办食堂的意见。除了个别五保户和单身汉愿意在农忙时办小型食堂外，其他人家不分男女老少，都反对继续开办公共食堂；

“食堂吃一次饭，光排队就得一个多小时。早晨吃饭到半晌，中午吃饭到日西，一天还能干多少活儿呢？办食堂，占用了一半的干部与劳力。下地干活儿的，都是婆婆妈妈和娃娃。照这弄法，再过一年吃啥？”一位叫岳永平的农民给习仲勋道出了实情。

时任宗寨大队党支部副书记的刘水柱也向习仲勋反映说：“办公共食堂，没燃料，就烧树木；树砍完了，就烧木板、农具、饲草，甚至扒房屋。仅宗寨大队，就扒房21间，烧椽梁85根，烧农具24件，烧饲草5万多斤。再办下去，要出大问题。”

……

了解到真实情况，习仲勋有了发言权。在县委扩大会议上，习仲勋掷地有声地说：“公共食堂，只要群众不愿办，就不办！”

这厢办大食堂，那厢大炼钢铁。群众的锅，都被收走炼铁了，食堂一哄而散，一些群众连做饭的锅都没有。习仲勋想得很细：“过去办公共食堂是全力以赴，分散以后，不等于不管群众生活了。相反，应该更好地关心群众生活，帮助群众解决生活困难。”

当时在县委办负责新闻工作、现已90岁的李喜木对记者说，有件事，他至今记得还特别清楚。一天，习仲勋在樊楼调研得很晚，摸黑返回县城的路上，听到叮叮当当的响声，循声过去一打听，是群众在偷偷开荒种地。

“群众开荒自救，应该支持。”习仲勋号召全县干部群众开垦路边、河边等“十边荒地”，种粮种菜；要求干部带头养牲畜、家禽和兔子，改善生活。“在当时，个人开荒种地、养大牲口等，都是要被批斗的。习仲勋顶着极大的政治风险，号召大家做这些事。”讲到这儿，李喜木老人依然感慨不已。

很快，全县慢慢恢复了元气。

狠刹“五风”

习仲勋和中央工作组经过调查发现：几年来，和尚桥公社占用和扒毁民房6170间，刮走各种农具、家具等5995件。公社办了个万头猪场，从各大队调了350头猪。盖猪圈的任务，也分到了各大队，并要求一天一夜建成。大队没有材料，就扒群众的房子。段庄公社占用社员70余间房屋、16户社员宅基，建了两个大院。除办公室以外，书记、委员、社长还都有一个很漂亮的宿舍。群众却无家可归。古桥公社用了三天三夜，把白庄大队李庄村的320间房子全给扒光了。群众气愤地说：“扒了民房盖猪窝，行善没有作恶多。”

——干部对生产瞎指挥，什么都要“一律化”、“规格化”、大兵团化。说是玉米能增产，就不准群众种高粱；说是密植能增产，种麦都得用五条腿的耧。事事都要大协作，什么都要统一行动。1959年，为了种麦，县委规定统一时间：“点炮为令”，一齐扎耧。为了统一种麦，11702亩晚秋作物不熟就收了。1960年，为了种麦，干部命令群众一个晚上把烟叶全都打完。烟叶不熟，又没能力炕，大部分都沤坏了。

——讲形式，搞浮夸。锄地锄地头，上粪上路边；年年反瞒产，季季“整产量”，群众吃了“空头粮”。1960年闹起春荒：全县71个公共食堂断粮停伙。

让习仲勋忧虑的是：中央工作组提出问题和群众商量时，经常遇到的回答是：“看上面咋规定”“上面叫咋着就咋着”。面对这些，有的干部反而认为这是群众觉悟高，“听党的话”。开群众会，干部上去讲个把钟头，群众齐声高呼：“保证完成任务。”于是，会议结束。

和尚桥人民公社是“五风”重灾区，习仲勋决定以点带面，在该社开展整社整风。

1961年5月11日，习仲勋向中央和邓小平呈报了《长葛县和尚桥人民公社整风整社问题的调查》等。

“五风”“刹了车”，局势迅速好转。但是，问题仍然成堆，退赔工作就是其中之一。

在习仲勋的带领下，中央工作组深入各村全面调查，实实在在掌握了第一手真实材料：每个大队、生产队、社员在“一平二调”“共产风”中被调走了多少土地、牲畜、家具等，都一清二楚。

中央工作组1961年4月30日形成的《长葛县占用和退赔社员房屋的调查》，记录了习仲勋的态度：“坚决执行党的政策，满足群众的要求，用上压下挤的方法，彻底进行退赔，有一间退一间。机关、公社和社办企业，退赔后可搬到庙宇、祠堂、烟炕去办公。大队和生产队的仓库、保管室占用的民房，如确实不能退赔，要与群众商量，签订租赁合同，按时付给租金。扒毁群众的房屋，采取三种方法：一是帮助修建，二是以其他实物顶替，三是合理折价付款，群众自己修建。”

群众反映说：公家根本不想退赔群众的财产。县级机关向县委打的报告却说：对群众的“退赔”，已经完成了92.2%。于是，中央工作组到和尚桥公社王庄大队做退赔专项调查，发现上级平调社员物资，退赔作价仅有实物的四成。有些机关从多方面刁难群众，借口查实对证要“声喊声应”，找不到证人不算数。社员气愤地说：公家黑夜搬家拿社员的东西，黑夜伐树，社员被迫迁村、关门、锁户，人不在，东西就被单位拿走了。拿的时候不跟社员说，往哪里找证人。如此一来，一些“平调”群众的东西有物无主，机关也就继续占用。

于是，习仲勋亲自上阵，帮助农民讨寻“失联”的东西。

《王庄村志》等记载：1961年4月17日至19日，为寻找“五鬼分尸”的家具、用具等，习仲勋安排国务院副秘书长曾一凡带领王庄村群众先后到县委、县政府、财贸委、公检法机关大院和县委招待所等，找回了该村原来的办公桌椅、其他农户丢失的许多家具物品。王老太家的水缸被县中学占用，她去学校要了好几次，都被学校负责人以王老太没有借据为借口，不予退还。习仲勋亲自去交涉，学校才退还了水缸。王庄村民冯根成等9户人家，房屋被扒无处住。习仲勋指示中央工作组立即将他们安置到县服务公司和碗厂的公房居住。

桥南村被“割耳朵”，一分为四，被迫迁到外村。村民的房子都被扒了。为解决他们的居住问题，县里决定将县办机械厂的房屋赔给群众。可厂里却把门给拆了，一遇刮风下雨，群众苦不堪言。习仲勋得知后，质问县里的干部：“这样叫群众如何去住？对维护群众利益的事不能不管，必须抓到底。”

1961年5月2日下午，习仲勋在县委扩大会议上严肃指出，机关随便圈地、占地、占房，都退赔得很差。群众没房住，就是天大的事。占地占房，平调的一切东西，都要退还，并以实物为主。群众的东西必须退还给群众。不这样做，就是退赔不彻底。退赔彻底了，才能取信于民，使群众相信党、相信党的政策的正确性。

面对机关不退实物，一间房子只作价十二三块钱、瓦房作价20块钱的情况，习仲勋很是气愤。他对县领导干部们说，一间瓦房才赔给20元，连买砖瓦的钱都不够，房子是盖不起来的。所付的退赔款，一定要能买同样的东西。否则，就不合理。

如今，回头再看，在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当下，习仲勋这位被毛泽东主席称为“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长葛调查中一言一行依然堪称典范，极具启迪意义。

启示篇

习仲勋长葛调查——

真调查才有真效果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62年，弹指一挥间。如今，中央再发通知，决定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大力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突出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促进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带头深入调查研究，不断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探索新规律，真正扑下身子干实事、谋实招、求实效。

回望习仲勋1961年“长葛调查”，他的调研精神、调研作风和调研方法对当下开展调查研究工作极具现实意义。“习仲勋‘长葛调查’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深入基层调研，实事求是，不夸大，不缩小，正确地对待和处理问题，求得正确结论的案例，堪称党员领导干部调查研究的典范。我们领导干部一定要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了解真情况，解决真问题。”李喜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仍能清晰回忆起习仲勋在长葛调查的点点滴滴，对习仲勋扑下身子搞调研的精神感叹不已。

启示之一

大兴调查研究，必须坚持党性原则

中央河南调查组到长葛县蹲点调研的时候，是我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初期严重的三年困难时期，当时浮夸风、“共产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化风等“五风”在全国泛滥。1960年年初，卫生部和内务部向国务院反映河南的情况后，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习仲勋感到问题严重，不顾1959年7月庐山会议和中共八届八中全会掀起“反右倾运动”、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极大风险，立即向中央作了汇报，并按照中央部署，率领中央河南调查组12名同志到河南省长葛县蹲点调研，冒着政治风险向党中央反映群众的反感和不满、意见和建议，为纠正“左”倾思想造成的影响、促进农村各项工作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为扭转当时河南乃至全国面临的严重困难局面作出了非常重要的历史贡献。学习弘扬“中央河南调查组”精神，就是要继承光荣传统、永葆红色基因，时刻做到忠诚党的事业、与党同心同德，在党言党、在党忧党、在党为党，对党忠诚、为党奉献。

启示之二

大兴调查研究，必须坚持问题导向

1960年12月，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等，开始着力解决全国农村特别是河南农村的问题。1961年4月10日，为解决“一平二调”、社队规模、分配制度、公共食堂、管理体制等群众关心的焦点问题，习仲勋率领12人组成的中央河南调查组来到长葛县（今长葛市）蹲点调研。一到长葛，习仲勋当即决定：到存在问题多、情况复杂、离县委机关最近、又能折射当时农村现状的和尚桥公社宗寨、樊楼、杜村寺等3种不同类型的生产大队进行重点调查。“长葛调查”期间，习仲勋带领全县人民抗旱、发展粮食生产，反“五风”纠正“左”的错误，解散公共食堂、退赔平调财物、整风整社、教育干部转变作风，并向党中央与河南省委连续提供11份调查报告。此外，习仲勋分别于1961年4月23日和5月9日，两次向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和党中央作了详细的书面报告，为纠正“左”倾思想造成的影响、促进农村各项工作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习仲勋开展“长葛调查”的初衷就是为了搞清楚农村的真实情况，分析研究并加以解决。“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这条鲜明的主线始终贯穿于“长葛调查”的过程之中。

启示之三

大兴调查研究，必须坚持求真务实

阅读习仲勋代表中央工作组写的长葛调研报告，很容易发现他将群众反映农村工作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呈报中央时，有理有据，言之有物。他把群众的反感、不满都写了进去，并认为这是群众敢于向人民政府讲真话、说实话的表现，说明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赖。只有把真实情况报告中央，才能为中央制定新的农村政策，纠正“左”的错误提供决策依据。譬如，习仲勋给中央和邓小平写的报告中所附的《一个社员对划分大队的谈话记录》，原汁原味。“一平二调”“共产风”，搞得到处是“玻璃村”“水晶户”，穷得什么也没有了。习仲勋直言上书中央，反映真实情况。譬如，《长葛县恢复手工业的调查》写道：把过去的手工业合作社和小组全部并成国营工厂，多年形成的手工业体系整个搞垮了。有的3个劳动力只有一把锄，谷马大队第六生产队28户只有一只桶，还有两户合用一把勺的……再譬如，《长葛县国营商店工作的调查》写道：工业品换购的面太宽，形成以货易货，不仅影响到货币信用和回笼，而且限制了群众购买工业品的自由。群众形象地说：“什么都拿鸡蛋换，哪有那么多鸡蛋！”光购不留，让群众大吃苦头：种油料的农民没油吃，影响了农民的积极性。如果先留后购，农民有了油吃，就愿意种油料作物了。当时，如实上报长葛的境况，有多难、有多危险呢？回想一下彭德怀庐山会议上递交“万言书”的下场，就明白了。正是习仲勋“长葛调查”让当时的长葛、河南走出了噩梦连连的困局，也为全国走出那个非常时期开辟了一条可行之路。

启示之四

大兴调查研究，必须坚持为民情怀

党之所以有力量，就是因为我们紧紧地依靠人民群众，诚心诚意地为人民谋利益。“必须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增进同人民群众的感情，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自觉向群众学习、向实践学习，从人民的创造性实践中获得正确认识，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中央的通知，对全党同志做了最有力的动员。习仲勋在调研中发现问题后，能解决的就马上解决，如解散了食堂、退还了侵占群众的财物、整顿了干部工作作风等；不能立即解决的，就指导制订出具体方案，推动问题解决，如社队规模问题、分配标准问题等，得到了群众的拥护与支持。尤其是发现很多食堂没有粮食下锅后，非常着急，习仲勋要求基层干部给群众找豆腐渣、红薯叶下锅，保住了一些群众的生命；在增福庙公社孙庄村检查工作时，当发现有人事先安排学生打彩旗、喊口号，手里拿着盆盆罐罐抗旱浇麦，搞形式主义，习仲勋立即制止，并进行了严肃批评。可以说，习仲勋正是通过深入群众调研发现问题，才写出了扎实的调查报告，为中央从根本上扭转全国“大跃进”时期的错误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央河南调查组的实践充分启示我们，面对复杂情况，如何破题、怎样入手、为谁办事，最能体现党员领导干部执政能力和水平。我们要认真学习发扬中央河南调查组的务实作风，面对面、手拉手、心连心与群众沟通交流，听取群众意见，了解群众诉求，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建议，有效推动问题解决，努力让广大群众过上好生活。

抚今追昔，习仲勋带领中央调查组一行何以在长葛蹲点调研耗费135天，何以在调研并解决问题的同时向党中央与河南省委连续提供11份调查报告？归根到底就是为了探求破局之策，这种孜孜以求的探索精神穿越62年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面对这座高山，我们唯有仰止、唯有努力！

当前，许昌正处于转型升级、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改革发展面临不少困难和问题，经济发展、结构调整、城乡建设、民生改善等任务异常艰巨。大力学习发扬中央河南调查组求真务实的调查精神，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对推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建设城乡融合共同富裕先行试验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