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瑀与陈琳俱在曹操幕下掌书记之职，以善写表章著称。《咏史诗》二首，一咏秦穆公死时，以名臣子车氏“三良”殉葬的事；一咏战国相争时，燕国勇士荆轲入秦国行刺秦王的事。

我们先赏析其一。诗的前四句，述写本事。“误哉秦穆公，身没从三良。”这句诗是从秦穆公的角度写，说他不该让贤臣“三良”从葬。“三良”均为子车氏之子，有百里挑一的才干。以这样的人才殉葬，对国家没有好处，故开篇即以“误哉”表示慨叹。“忠臣不违命，随躯就死亡。”是从“三良”的角度写，说他们出于对君王的忠心，甘愿从葬。

“低头”至篇末，抒写对史事的感慨。“低头窥圹户，仰视日月光；谁谓此可处，恩义不可忘。”是说低头查看墓穴，抬头看日月星光，人们并不认为这么做合理，但对于“三良”感恩图报的义举却能理解。“路人为流涕，黄鸟鸣高桑”，意谓“三良”的报恩之举，感动得路人流下泪水，黄鸟也在高高的桑树上悲鸣。

再看其二。诗的前四句，述写本事。“燕丹善勇士，荆轲为上宾。”，是说燕太子丹为报作人质于秦国的仇恨，厚待敢做刺客的勇士荆轲，将其聘为上宾。“图尽擢匕首，长驱西入秦”，是说荆轲为报答太子丹，决定借奉献秦国叛将樊於期的首级与燕国督亢之地为名进入秦国，以利用进奉版图之机，抽出藏于图中的匕首刺杀秦王。

“素车”句至篇末，着重刻画荆轲上路的场景，以借助旁人的感受，突出荆轲感恩图报之举的动人心魄。这段抒写，是由《史记·刺客列传》有关记载化出，“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

这两首《咏史诗》，写法相同，都是先述写本事，后抒写他人的感受评价。主旨相同，都是赞美感恩图报的义举。令人感兴趣的是，其同代人所作《咏史诗》，旨意皆与阮瑀所作相同。如同“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也咏“三良”之事与荆轲之事。

士人为何对恩义关系如此重视？一方面是由于皇权观念进一步加强，不仅对当代君主不敢非议，对前代君王也不敢批评，故对历史的评价重在解释，以消除任何对君王不利的看法，对“三良”从死自然要曲为讳饰；另一方面，汉末天下动乱，士人为谋生存，不能不投靠有实力的朝臣，其相互关系既有君臣之义，又有知己之义，传统的臣忠于主和士为知己者死的观念融为一体，故不能不格外强调恩义，以表白对所依主人的忠悃。

王粲曾投靠荆州牧刘表，阮瑀则为汉室丞相曹操记室，也许正是相同的经历，使得二人的咏史之作有一样的主旨，都在诉说自己愿为厚遇自己的主人献身。可见咏史之作，大多并不是单纯的怀古，还有自身的感慨寄寓其中，实际是借古讽今。归根结底，人们认识历史不仅仅是为了了解历史，而是要实现历史，即创造自己的历史。读《咏史诗》不能局限于对史事的诠释，而应从中发现咏史者自身的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