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和
繁城是一座古镇，镇上有一条五里长街，有东街、西街、南街、献街、清街5个村，是一处回汉杂居的地方。外婆家在繁城镇南街，三间秦砖汉瓦的正屋，东西两侧各有两间厢房，是土坯砌墙、麦秸搭顶的草房。
外公姓牛，是近六尺高的壮汉。据母亲讲，外公的祖上是繁城镇首屈一指的富贵人家，无奈外公年轻时嗜赌如命，输得只剩下几亩赖以活命的薄地和几间房子，侥幸被划成了贫下中农。数年以后，赢了外公钱财、酒楼、土地、粮行、房屋的大地主孔寨首被一粒子弹送上西天，临刑前呼天抢地地喊：“是你害了我呀，牛保寨！”那便是声讨他的对家、我外公呢。因此，外公常常在外婆面前沾沾自喜地说：“若不是我好赌，若不是我每赌必输，你能过今天的安稳日子吗？这叫塞翁失马——焉知祸福也。”
的确，外公是一个很有学问、很有先见之明的人，这从他一个女儿、四个儿子的名字中就可以看出来。外公又是一个死要面子活受罪的男人，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愣是坐在家里活活饿死了。那时候，母亲已出嫁，父亲是许昌农场管喂猪的工人，我大舅、三舅的性命正是因为一次次跑到农场偷吃猪食才得以保住。但是，我外公不愿意在他的女儿、女婿面前偷偷摸摸地吃猪食。其实，这又算什么呢？在那个非常年代，为了活命，别说是偷吃猪食了，即使偷吃别人家的菜团儿，抢别人手中的窝头，也没人讥笑你的。但是，外公不愿意，宁愿饿死也不干。我外婆说：“知道吗？好外孙，这叫气节！人可以没有饭吃，可以没有衣裳穿，却不可以没有气节。”
在繁城，外婆不叫外婆，叫姥娘；外公也不叫外公，叫姥爷。
因为有了妹妹，我从三岁起便被寄养在外婆家。在外婆家，我属于重点看护对象，除了在隔壁牲口屋和一个同龄的矮个儿男孩儿玩，几乎很少独自到别的地方去。舅舅们不让我出去，外婆也对我紧张兮兮的，说是外面乱，怕丢了我这个好外孙。外婆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大家闺秀，出嫁时嫁妆摆了足足有二里路，两只笋一样白净的小脚，比三寸金莲还精致。每当我撒开脚丫子朝五里长街飞跑的时候，外婆便迈着小脚一点一点地在后面追，一边追一边轻轻地喊：“小祖宗，你给我回来，看我不打烂你的屁股。”也许是家教的缘故吧，外婆从不骂人，也不像别的女人一样扯破了嗓门大声喊。即使这样，我一次也没得逞过，总是有人在靠近五里长街的牛家祠堂附近把我截获，交到外婆手中。外婆呢，一只手抓着我的小胳膊，另一只手便在我的屁股上不疼不痒地打一下，然后拽着我回家。这天，我休想再踏出院门半步。
有一天上午，吃过饭，舅舅们上工去了，外婆还在灶火里忙碌。我说：“姥娘，你忙吧，我去牲口屋找顶棒玩去！”外婆说：“去吧！别乱跑，别和顶棒打架。”我答应着就出门了。到了牲口屋，我才发现顶棒不在，只有一个远房舅舅正在给牲口续草。我问：“舅舅，顶棒呢？”这个远房舅舅看我一本正经的小大人模样非常搞笑，哄我说：“顶棒啊，周公领着去北京看热闹了。”那一年，我四五岁，不知道这个远房舅舅是逗我玩呢，更不知道北京在哪儿，可我想，既然名字叫北京，既然周公能够领着顶棒去北京，那北京一定离这儿不远，一定在牲口屋的北面。于是，我从牲口屋出来，向北，顺着巷道，一路慢慢悠悠地朝北京去了。
繁城只是一座古老的小镇，可在我童年的记忆中，是天底下最大的一座城。我从牲口屋出来，顺着巷道一直往北走。走啊，走啊，我走到一处坐落在高台上的大院跟前，看见好多人在那儿聚集，一群穿绿军装、戴绿军帽、套红袖箍的大哥哥、大姐姐正在搭建一座很高很高的戏台。我以为这里就是北京了，且真的有好戏，于是就在戏台前停了下来。
“戏”是吃过午饭开演的。开演时，我饿着肚子坐在一棵弯腰柳树的枝杈间。本来我想留在戏台上，可那个管台子的大哥哥不让，说：“小屁孩儿，凑啥热闹，滚蛋！”没办法，我只能爬到戏台前的柳树上。柳树下聚了好多看热闹的人，大喇叭嗡嗡作响，我正犹豫着要不要下去撒泡尿再上来，突然听到扩音器里爆出一声大喊：“把某某某押上来！”紧接着又喊：“把高帽子给他戡上去！”我一惊，感觉裆里一紧，尿不由自主地就蹿了出去，洒到下面一个陌生男子头上。那男子板着脸，咬牙切齿地说：“小兔崽子，你下来！看我不捶死你。”我吓坏了，紧紧抱着树干盯着他，想哭又不敢哭，生怕他一怒之下爬上来，或者用砖头砸我。这样僵持了好大一会儿，他看我不下去，终于失去了耐心，转过脸，跟着人群呼喊起来。
我俯视着他，希望他把我忘掉，或者换一个地方去喊叫，这样我就有机会逃跑了。那一刻，我甚至想，那些穿绿军装、戴绿军帽、套红袖箍的大哥哥若是能过来，把他绑到台上去，该有多好！可是他不动，也没有一丁点要走开的意思，我只能老老实实地蹲在柳树的枝杈间，非常沮丧又满怀希望地等待他离开。头上戴高帽、胸前挂着大牌子的是几个面黄肌瘦、战战兢兢的男人，有戴眼镜的，有不戴眼镜的，都和外婆年纪差不多。夕阳西下时，戴高帽、挂大牌子的几个男人被押下戏台，押进高台上的大院。树下长相凶狠的男子仰脸瞪我一眼，说：“小心我揍你！”然后就跟着人群到院子里看热闹去了。我看着他走远，从树上滑下来，顺着来路一溜烟地往回跑。
外婆吓坏了。我跑回外婆家时，看到她正坐在院子里握着脚脖子号啕大哭呢，两位本家的妗妗在一边劝慰着她。我蹑手蹑脚地走到外婆跟前，说：“姥娘，你哭什么呢？”外婆闭着眼睛呜呜咽咽地说：“我的好外孙儿丢了，我怎么不哭呢？”两位妗妗看见我，吃了一惊，异口同声说：“回来了，这不回来了？”外婆抹一把泪，把我揽进怀里，说：“小祖宗，你跑哪儿去了？”我说：“我去北京看戏去了。”
被外婆派出去找我的舅舅们是喝罢汤后陆陆续续回到家中的。大舅最后一个回来，说：“今天戴高帽的杨校长回到家就上吊自杀了。”我不知道上吊自杀是怎么一回事，追问大舅，他不耐烦地说：“就是弄根绳把自己吊死了。”我不认识字，不知道戏台上哪一个是杨校长，可我想，杨校长和我外公一样，是一个死要面子活受罪的男人吧。
外婆病逝于1995年，享年86岁。现在，年轻人很少有人知道高帽子这回事了，但是，它像外婆给我的爱一样，深深地烙在了我的脑海里，怎么挥也挥不去。偶尔，上了年纪的人会说，别给我戴高帽子了，那意思是别夸我、别抬举我了，很有一点儿黑色幽默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