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孔刚领

“红薯汤，红薯馍，离开红薯不能活。”这是我年幼时流传很广的顺口溜。我从小在建安区农村长大，对红薯既感到熟悉亲切，又有一种刻骨铭心的辛酸记忆。

20世纪70年代，我正上小学。小麦产量低，生产队为了解决吃饭问题，秋作物大部分种的都是红薯。一年当中有一多半的时间要靠红薯充饥。我清楚地记得，到了饭点，老少爷儿们端着碗走出家门来到饭市上，东家红薯汤，西家红薯饼，邻居东梁哥家更省事，端出来一碗红薯轱辘。爱说笑话的东梁哥朝大伙招呼道：“来，吃点儿吧，俺家还是‘没耳朵扁食’”。“没耳朵扁食”是那年那月乡下人对红薯轱辘的戏称。

扁食好吃，只有春节才能吃得到。“没耳朵扁食”，却总令人难以下咽，特别是吃后“烧心”的感觉，更是难受。饱受了吃红薯的辛酸，使我对红薯怀有一种厌惧心理。

改革开放初期，土地都分到了各家各户，乡下种红薯的还不少。红薯收获之后，地里遗留的也不少。那时姐姐和我早晚或星期天都会扛着一个抓钩去遛红薯，能收获半篮红薯自然很是快活。当时，家家户户堆满了红薯，为了妥善保存，不让其腐烂，有效利用，农人利用晚上的时间进行分类处理，细小的留下喂猪，破损的洗净磨红薯粉，大的切成片在野外晒干，放入地窖中储存，慢慢食用。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和重视饮食的营养搭配，红薯又开始在城市走俏，丰富了人们的饮食生活。红薯作为主食的替代角色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农民还是小面积种植，它已经转变为经济作物，在城市的超市能卖几元钱一公斤，昔日令人生厌的红薯竟成了香饽饽。

多年之后，回到老家与乡亲们聊天时得知，大片土地流转，只有零星的土地自己种，此时，红薯已经成为稀罕物。回城时，乡亲非要送我半袋子红薯，对红薯没有好感的我，盛情难却，只好收下这片心意。回家后，无论熬成粥还是蒸食，竟觉得十分香甜。

去年夏季我在家门口空地上栽了十几株红薯。真是无心插柳柳成荫，这红薯还真是争气，长得很茂盛。偶尔，做饭时我还会掐一把红薯叶下锅，别有一番风味。

随着红薯走俏、身价倍增，在许昌农村，红薯成为头脑灵活的农民的增收途径：襄城县双庙、王洛、颍阳等乡镇围绕红薯巧做文章，红薯供不应求；禹州市的“三粉”加工走上了“公司+基地+农户”的产业化经营之路，小红薯做成了大产业。

从充饥的主食，到追求健康饮食的重要搭配，红薯地位的变化，贯穿我们这一代人的成长经历，成为改革开放40年来老百姓生活水平提升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