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干娘去世了，享年99岁。这个比我大一甲子还多的老人，在历经一个世纪变迁、遍尝人世间各种滋味后，最终撒手人寰，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没有人能说清干娘是哪里人，就连她自己也记不住了。八岁时，她遇上打仗，跟着大人逃难，一路逃到我们这里，饿晕在干爷爷家门口，管她口饭吃，便成了干爹的童养媳。长大后，她回去找过娘家，又遇上花园口决堤，极目之内皆是黄水，娘家已不复存在，自此便没了根。

干娘姓柳，没有大名，在娘家小名叫絮儿。干爹姓杨，二人成婚后，她便有了自己的官称——杨柳氏。如果把小名续上，就是杨柳絮，很诗意的一个名字。可惜她不识字，一辈子答应着，却不知道自己的名字怎么写，直到立碑时才能把名字郑重地刻下来，这也是她应该得到的认可。

我儿时体弱多病，奶奶反复托人央求干娘，恳请她认我当干儿子，希望我能够养得活、留得住。干娘让人把我抱过去，看了看长相，摸了摸后脑勺，说：“我娃儿脑袋后面长着大把子，将来肯定有大出息！”于是，我就成了她最小的儿子。时年，她66岁，我一岁。她的亲儿子们管她叫妈，我管她叫娘。

小时候，逢年过节我常去干娘家串门，特别是我生日和祭灶那两日是必去的。通常，干娘会早早地坐在门口的大柳树下等我，一手拖着根拐棍儿，一手摩挲着怀里的老猫。看到我来了，她便会放下猫，撇开拐杖，迈着小脚三步并作两步地迎上来，紧紧地攥住我的手，也不言语，只有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我生日那天，她会早早地煮上红皮鸡蛋，待我到了用笊篱捞出来，在我头顶绕着圈滚动，一边滚一边碎碎念，祈求神灵保佑我健康成长。祭灶那天，她会把灶神请出来，备上些祭品，上香焚纸放鞭炮，并让我跪下磕头，最后把酥糖拿给我吃，让我享受这难得的福缘。

长大后，老家回得越来越少，干娘的消息也越来越少，我只有在年底回去拜年的时候，到她家里坐一会儿，问问她的身体情况和年岁收成。而她，仍如我年少时一般，算着我要回去的日子，早早地拄着拐棍儿等在大门口，眼巴巴地盼着她的小儿子归来。当我来到她跟前时，她用苍老的双手摩挲我的脸颊，过上好一会儿才说：“我的娃儿好着嘞，越来越壮实了。”

我考上大学那年，只顾高兴着疯玩，忘记回老家告诉干娘了，直到过春节时才想起到她家里坐坐。她不知道从哪儿听说我考上了大学，在我回去的前一天晚上，从箱底摸出一枚康熙大钱，就着灯光用红线编了一夜，编出一个佩饰来。我到干娘家时，她双眼通红，颤巍巍地将那佩饰系在我的腰上，嘴里念叨着：“我娃儿有出息，考上状元了呢，是天上的文曲星嘞！娘这八十多年活得值当了。”

干娘一辈子就进过一次城，就是我结婚那次。坐了几十公里的汽车，她也不嫌累，甚至顾不上坐电梯带给她的惊悸，连口水都不肯喝，念叨着要看她的儿媳妇。儿媳妇娶进门，她先掀开盖头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然后牵着儿媳妇的手说：“我娃儿有福嘞，娶了个好媳妇，我放得下心啰！两口子要好好过日子，家和万事兴呢。”

最后一次见干娘，是在今年的清明节。我回去给奶奶添坟，干娘半倚在门口的藤椅上，因患了白内障，眼睛看不见了，耳朵也聋得厉害，跟她说话要很大声。我攥住她的手，还没来得及说话，她便激动起来，大声地喊着：“娃儿！娃儿！你回来看老娘了！老娘高兴着嘞！”过了片刻，她又严肃起来，说：“娃儿，在官府里干公差，要听毛主席的话，做个干净人，你干净了，老娘就是死了也能放心去了。”没想到，这段话成了干娘对我最后的叮咛。

老娘过世后，年过古稀的大哥打电话给我报丧，未曾言语，已泣不成声，我也久久说不出话。人的一生，被一位母亲抚养照顾已是幸福，我却有两位母亲，何其有幸！

唢呐声声，如泣如诉。回忆起干娘的碎碎念，我又难以自禁，潸然泪下。干娘，倘有来生，还盼在您膝下承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