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习惯早起。四点半或者五点，穿衣起床，走出卧室，走进书房，点一支烟，烧一壶开水，泡一壶茶，然后洗漱。洗漱完重新回到椅子上坐下，打开电脑，一边抽烟，一边喝茶，一边上网浏览新闻。六点整，叫醒儿子晨读。七点整，关闭电脑，换衣下楼。

车在楼前。打开车门，上车坐定，听着院子里的鸟叫声静坐一会儿，发动汽车，驶出小区大门。

老家离城三十里。马路静寂而宽广，洒水车刚刚经过，路面泛着水的亮光。一路潮湿，一路温润，一路琵琶独奏的清音。出了城，路两旁挺拔的白杨树一棵棵往后退。田野中，一座座村庄像插上了翅膀，倏忽之间向后飞去。不一会儿，就到老家了。

院门开着，院子里没有人，堂屋里也没有人，大妹正在东厢房喂母亲吃饭。母亲坐在窗下的太师椅上，大妹端着粥碗站在她面前，年幼的外甥女在一旁背诵着“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父亲走后，患阿尔茨海默病的母亲身体一日不如一日，吃喝拉撒完全不能自理，每到夜间便亢奋不已，不停歇地来来回回走动，不停歇地找这找那，大小便失禁是经常现象，一不留神弄得满身满床，须臾也离不开家人的照料。大姐和两个妹妹体谅我和妻子奉养父母的不易，坚持轮流伺候母亲一段时间，尽尽孝心。就这样，送走父亲之后，母亲就留在了农村老家。

服侍母亲吃过早饭，大妹说：“你先出去放松放松吧。老妈昨晚又折腾了一夜，估计饭后该瞌睡了。”于是，我拿上茶杯，信步走出院子。

村里有个七旬老太，我叫她婶。这个婶婶没有儿子，两个女儿很孝顺，兑钱为父母盖了一栋小楼，上面四间住人，下面四间一间做厨房，另外三间摆放些化肥、种子出售。如今没什么生意，一楼的卷闸门只拉开了一半，几个乡亲聚在一间屋子里打牌。打牌的多是留守老人，一个年过八旬，面色黝黑，精神矍铄，另外两个也年过古稀，论辈分我叫他们叔。别看他们年龄大，可和他们一起打牌，也不能掉以轻心。看他们打了一会儿牌，我踅到村西马路边的水果摊前，买了一串香蕉往家走。

走到院门口，我发现铁将军把门。一问才知道，大妹临时有事回她自己家去了。没办法，我只好从车里拿出备用钥匙打开门。母亲刚刚睡醒，独自在床上呆呆坐着。“你啥时间回来的？吃饭没有？”看见我推门进屋，母亲问。她似乎已经忘了早上曾经问过我同样的问题。“大妹呢？”我明知故问。“她还没放学呢。”母亲说。转眼之间，母亲就回到了几十年前。我听了哭笑不得。

我给母亲穿上鞋，搀着她走到屋门口的轮椅上坐下，用热毛巾为她擦去眼角的眼屎，然后剥一根香蕉递到她手里。“钱要回来了吗？”母亲一边吃着香蕉，一边闭着眼睛问。我一怔，回想起上周六母亲交代我的事情：找到生产队队长，让他把母亲缠烟叶应得的10块钱要回来。尽管老队长已经去世多年，可母亲坚称他没死，说他去公社开会了。母亲患病后万事糊涂，记忆混乱，和钱有关的事却毫不含糊。没办法，我只能说钱要回来了。

天气越来越暖，阳光透过泡桐的枝枝叶叶洒落下来，照在母亲枯瘦、布满老年斑的手上、脸上和稀疏、干涩的白发上，母亲愈加苍老。陪母亲晒了一会儿太阳，大妹就回来了，我起身准备回城。临走，我回头看了看母亲，发现她正盯着院子一角的月季花，那花开得绚烂夺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