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仝小学位于鸠山镇大潭沟和仝庄两个村的交界处，是一所集小学和附属幼儿园为一体的山村完全小学。去年教师节，我和几位朋友来到大仝小学，代表教育基金会慰问教职工。时令还是初秋，我却感到深深的凉意。

在学校的会议室里，面对着仝庄、大潭沟两个村的支部书记、全体教职工和我们，校长几度哽咽。这些年来，老师们苦心经营，还是没能挡住生源的减少，现在全校只有17名在校生了。看着会议室里省、市、镇各级部门颁发的一张张奖状，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我不知说什么好了，于是决定请全校老师吃个饭，这样的聚会也许以后不会再有了。去饭店的路上，几处老校舍依次映入眼帘——几十年来，老家的学校几经搬迁，逐渐兴旺，它们都是历史的见证者。

大潭沟村头有一栋建于清末的两层青砖小楼，据父亲讲，那是解放后周围四个村最早的学校。楼是村里郭姓富农家的，第一学期只有十几个学生、两位教师，校舍很宽松。没想到第二学期开学第一天，来报名上学的学生就挤满了学校。乡里的领导当即决定把学校搬到仝庄村一个地主家的四合院里。后来随着学生越来越多，四合院周围几户中农的房子也被扩充给了学校。尽管如此，校舍还是紧张，一位姓侯的老师为了给学校省地方，甚至把附近的小庙当成了自己的办公室。

人民公社成立后，我们大潭沟大队有了自己的学校。等我上一年级时，学校已有百十名学生。除了教室，还有一个简易操场，操场上有一个两根木杆、一块板做成的篮球架和用砖头垒成的乒乓球台。教室由三间瓦房和几孔窑洞组成，窑洞里光线很暗，到了阴雨天，上课就要点上煤油灯。瓦房的窗户很小，夏天非常热。有一年夏天实在热得受不了了，老师就把我们班带到了校外的小树林里上课，黑板就挂在树上。

1975年，农业学大寨运动更加深入，要求大队也要有初中，大潭沟小学响应号召办起了初中班。初中班的教室是大队林场的两孔石头窑洞，可是师资力量不足，只好按照“小学戴帽”的说法，让小学老师来教初中。其实老师够不够影响不大，那时学生在教室里上课的时间很少，因为除了学习书本知识外，还要学农、学工、学军，当时叫“开门办学”。不识字的农民被请到学校口头传授农业种植方面的经验，学生要到地里干活。村里没有工厂，就到铁匠铺或木匠家里学些简单的技术。学军是请了几位复员军人，教学生立正、稍息、卧倒和匍匐前进等军事动作，还教些耍大刀长矛之类的基本功。有位姓刘的复员军人更是领着学生在山上挖过战壕。这么热闹了一年，初中班就停了，想继续上初中的就只能转到仝庄中学。

我在仝庄中学上学时，学校经常组织勤工俭学。班主任领着我们干些力所能及的农活，然后免除我们的学杂费。那位曾经在庙里办公的侯老师带着我们赤脚踩泥，打制砖坯，然后把晒干的砖坯送到砖窑，请烧砖的师傅烧成青砖。仝庄中学的好几个教室都是用我们师生做的砖建成的。因为学会了这个手艺，我家建第一所新房时，我就领着几个弟弟做砖坯烧砖。

“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这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深入人心的一句口号。随着时间的推移，教育越来越被重视，农村先富起来的一些人以捐资建校助学为荣。那时我在磨街镇政府工作，分管教育，教师出身的我对建校助学更是投入了很多个人感情。记得一次酒席上，有个煤老板说，如果我喝一大杯酒他就多捐1万元建校款，结果我喝得酩酊大醉。一年以后，磨街乡各村的校舍焕然一新，此事还上了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我个人也被禹州市政府评为教育战线作出突出贡献的先进个人。趁这股东风，我们村的小学由那几孔土窑搬到了新建的几栋小楼里。

又过了十几年，鸠山镇政府决定把大潭沟村和仝庄村的两所学校合并为大仝小学，这时我已经离开家乡。我和部分在外经商的同乡商议成立了大仝小学教育基金会，每年捐出资金用于建校、奖励老师、补贴贫困学生伙食费和资助两个村里考上大学但是家境不好的孩子。在政府的不断投入和基金会的支持下，大仝小学教育设施非常齐全，有音乐室、美术室、图书室、科学实验室、计算机室、卫生保健室等。

“你在想啥呢？”见我一路无语，旁边的村支书问道。我问他：“咱这校舍往后做啥用呢？”“村里正在办农业合作社，搞农产品深加工。这些教室将来可以用作合作社的办公室和车间。”支书脱口而出，村里显然已经研讨规划过了。

我想起有一年春天我来学校的情景：通往学校的路上山花烂漫，远远就传来琅琅读书声；刚到校门口，就看见操场上师生载歌载舞，笑逐颜开……

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很难以个人的情感与意志为转移。家乡的学校跟很多地方的学校一样，从简陋到辉煌，又走向了衰落。其间我有过很多的欢欣与激动，也留下了很多不忍和难舍，但我还是祝愿到城市求学的家乡子弟，能走得更远、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