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80年代初分田到户之前，农村实行的都是生产队大集体劳动，工分就成了几乎每个家庭唯一的收入来源。一个劳力每天干了几晌活，挣了多少工分，都要由记工员在记工簿上记下来，每月公布，年底推平，根据全队总收入和全体社员的总工分算出一天10分的日值进行决算。简单说吧，如果你家全体劳力一年挣的工分达不到全队工分的推平线，就是缺粮户，超过的就是余粮户。虽然麦秋两季队里都会一样分粮食，但是到了年底，余粮户还能按照工分日值分得超出部分折算的现金，而缺粮户必须给队里掏钱，抵扣不足的工分。这工分可是管着一家人吃饭穿衣花钱的大事呢！

每到年底，场光地净，生产队队长就要敲钟召集群众开会评分。有人提议，大多数附和，一个人的日工分就基本决定了。如果一个人威信不高，干活奸猾，评工分就会比别人低一点。看起来，做人还是要心好一点啊！

评分下来，最好的一等劳力一天10分，身体差点的就9分、8分；妇女最高是一天8分，干活次点的就降低定分。有个我叫周哥的因为缺点心眼，虽然每天下地抡镢头刨土的累活都是他干，可每次都只给评8分，气得他直骂：“我还不胜一个娘儿们？”

像我们刚上初中的学生，只能算是半大劳力。平时要上学，只有到了放假，才有机会参加劳动，为家里挣工分。因为是半大劳力，工分也只有男劳力的一半，5分。

那时候，挣工分的渠道并不少，挎篮拾粪、割草沤粪、茅坑里积攒的人粪尿等，交到生产队都折算记工分。为了挣工分，从小我们就要在家长的安排下学干活。冬春季节放学回家，必须拿起筢子、挎上荆篮去搂草。一只手把筢子压到身后地下，顺着路边的野草棵往前走，等筢子聚满了干草树叶，就捋到荆篮里。搂满了篮子，回家倒在猪圈粪坑里沤粪。

到了夏秋季，我们要拿起铲子和镰刀去地里割青草，既能喂猪，也能沤粪。特别是过了霜降起大风，树叶呼啦啦落满地，勤快的人家都早早起床扫树叶，一篮一篮往家带。而我们小孩子就要用筢子耧、插子扎，把旮旯缝儿的树叶一个不漏地弄回家。“扫帚响、粪堆涨”，说的就是这。

每沤好一坑草粪，家里大人就挖出来堆得四四方方，腾出猪圈继续沤下一坑，一点都不让耽搁。等到种麦种秋时节，生产队量方计分后，组织社员用架子车一家一家地拉到地里做底肥。“种地不上粪，等于瞎胡混。”那时候化肥少，买不来，只能多上农家肥，而家家户户都把沤粪当作挣工分的一个大宗额外收入。

那时候，孩子们除了放暑假，最重要的是麦假。焦麦炸豆，天不等人，大人小孩都得上啊！我们干不了割麦的重活，就由生产队指定年纪大点的国志大爷领着我们到割完的地里拾麦穗，回去统一交到队里，干一天记5分。孩子们脑子简单，干活认真，每人一垄挨一垄排齐往前拾，一穗都不落下。曾有一个小伙伴批评旁边一个女生拾得不干净，她找不出反驳的理由，就嘟囔着把“吃馍还掉馍花”说成了“吃馍花还掉馍花哩”，至今提起还是我们嘴里的一个笑话。

等打完了麦子种玉米，我们就可以正儿八经当劳力干活了。大人们拿着锄头刨坑，我们挎着装有玉米和大豆种子的竹篮，随着大人刨坑的节奏，准确地扔下两粒种子，多了浪费，少了怕出不齐，缺苗。两个人默契配合，他刨你种，一步一进。到了傍晚收工回家，自己就可以像大人一样，理直气壮地给记工员报工计分了。

到了深秋，玉米、高粱、红薯、大豆都收完了，种上麦子，我们又开始了小秋收，跟着犁地的牛拾红薯。生产队的七八头牛都出动，饲养员赶着三四套犁集中在刨过的红薯地里犁地，我们两三个一伙儿跟一套犁，目不转睛地盯着犁铧翻出的土里漏出的红薯。等收工回去了，每个人挎着满满一篮红薯到生产队保管员那里过磅，按斤折算记工分。

有时候犁地离家太远，我们就中午不回家吃饭，而这也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候——垒土窑烧红薯吃！先找一个靠土堰的地方挖半尺多深一个小土坑，再在上边用干土坷垃垒起一个下边有门上边留有烟筒的土窑。点燃晒干的红薯藤把土坷垃烧红后，挑选不大不小、长条形的红薯放进去，再把土窑推倒。半个小时后扒开，这一窑红薯就焖熟了。剥了皮，面甜可口，比现在街上卖的烤红薯好吃多了。其实，这应该叫焖红薯而不能叫烧红薯。有的小伙伴刚开始不会烧窑，以为烧红薯就把红薯先填进去点火烧，结果烧了半天，扒出来一啃，皮焦里生不中吃，一个个弄得嘴唇黑乎乎，下午只好饿肚子了！

挣工分的岁月是辛苦的。小小年纪的微薄之力虽然不能为家庭作出多大贡献，可它寄托了我们对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也让我们真切感受到，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