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群爷和法群奶奶是我童年时的邻居。发群爷是半盲，俩眼窝深陷，也是方圆几十里有名的说书先生。他早年未娶，50多岁才娶了老伴儿。法群奶奶是天生的罗锅。俩人无子嗣。俩人经常像年轻情人一样，吵嘴、戏骂、和好，很多时候还拿着对方的生理缺陷开涮，都不气恼。骂罢，俩人像孩子似的笑笑。街坊邻居都说这老两口儿“没正形儿”。

除此之外，法群爷的咳嗽也颇为不凡，格外响亮。我们两家的屋子透山。每到早晨，法群爷那声震寰宇的咳嗽声总能把我从梦中惊醒。我觉得他的咳嗽声比鸡鸣都准。他用独特的声音告诉左右前后邻居，天要明了。我敢说，我们那一片儿的人家，都能够黎明即起，发群爷“功不可没”。

法群爷说书，是远近闻名的。每到冬春季节，农闲了，法群爷就背着用布袋装着的弦子，后边跟着罗锅小脚的法群奶奶，去禹密交界的山北说书。在清冷的冬月下，留下的是法群爷那声震十里八村的咳嗽声和俩人的打情骂俏声。据说，法群爷说书，能开大本头戏。比如，《呼延庆打擂》《刘墉下南京》《杨家将》《瓦岗寨秦琼》等。在山北说书很受欢迎。一扎住场子，就是十天半月，甚至一俩月都不挪地方。法群爷甚至成了我们村去山北的名片。谁到山北做生意，如果晚上赶不上店铺，一提法群爷，马上有吃有住。听说他在山北收的还有女徒弟，还听说他对徒弟可严了。一句唱不好就打她。可我从来没见过法群爷发脾气。我想象不出来，法群爷打人会是什么样子。

法群爷一出去说书，听不到了他的咳嗽声，我经常睡到太阳多高了，还不想起来。直到过罢小满，该收麦了，法群爷的咳嗽声会不定从哪天早晨，重新响彻四邻的院子——法群爷回来了。偶尔，法群奶奶会捧一大把山杏或核桃送过来。

后来，冬天太冷，老两口儿又在寨墙根掏了个土洞，搬洞里住了。那里距我家有十来丈远，但只要法群爷一回来，他那响彻半村的咳嗽声，我照样能够听得见。村里好听说书的人一喝罢汤，就跑到法群爷住的寨墙洞里，将着叫他说一段。方圆丈把的土洞，床上横七竖八坐的是人，过道上站的是人，门口围的也是人。法群爷耐不住软缠硬磨，只有来一段。可是地方实在太小，连拉弦子的弓子都拉不开。就这样，法群爷还是开场了。法群爷的声音，是那种特有的沙哑腔，但听起来很有味儿。按现在的说法是很有“磁性”。也许“说书腔”皆然吧，单田芳就是例证。听着书，人们随着法群爷喜，随着法群爷悲。谁家孩子要是闹人说话，便会换来满屋人的呵斥。往往说到最热闹处，法群爷那弦弓子猛地一收，说书戛然而止。谁再将，法群爷也不会再说了，除非明天再来。又一次，法群爷正说到高潮处，突然“咔嚓”一声，床的一头连人都坐下去了。两根床腿压折了。第二天，好听书者，搬了几块土坯支着。晚上继续听，床上照样还是横七竖八坐着十几个人。村上人就这样免费听书。

过罢灯节。法群爷老两口儿，就又背起弦子过山说书去了。直到麦口才回来。

1966年，这种年复一年的习惯被打破了。因为说书被批成了“四旧”。法群爷老两口儿也只能在家锛锄头、打牛腿了。可老两口儿身体残疾，且年事已高，平时也没有安置耧犁锄耙这些农具，干活很作难。比如出红薯，别家都是用小车推，架子车拉，很快就拉到家了。可老两口儿每次用箩头挑一点点，有时到半夜也挑不回去。好在老两口儿还是一路打情骂俏。到春节前后，好多人在家向神佛许愿还愿，把法群爷请到家里，偷偷关上门说书。说罢，一般是管一顿臊子面条，或者再给几个蒸馍。

后来，法群奶奶走在了法群爷头里。老头儿落单了，眼窝更加深陷，简直像两个黑窟窿。吃饭也是饥三顿饱一顿的，衣裳穿得满身饭渍。村里再也听不到老两口儿对骂的“露能话”了。连法群爷的咳嗽声也很少听到。

“文革”结束了，又兴说书唱旧戏了。可法群爷实在太老了，实在说不动了。偶尔见他冬天坐在村西头关爷庙的北墙根晒暖。

又一次，我坐车回家，看见他还在那儿坐着晒暖，本想停下车给他一根烟吸，可是因为路窄，后边有车响着喇叭催，没能下车说话。心想，下一次吧。可，待我又回来，路过村头关爷庙时，没看到法群爷在那儿坐。我问起法群爷时，一位嫂子淡淡地笑着说：“早下地看庄稼去了。”我癔症了一阵，才反应过来——是死了。

对，我想起来了：当年把法群爷的床腿压折的就有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