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习近平

寻禹·探源全媒体系列报道第12期 二里头遗址篇（上）

二里头遗址：“最早的中国”

■本报记者  邓雷  杨红卫  刘俊民/文  吕超峰/图

在史书记载中，治水有功、德高望重的大禹成为部落领袖，并建立了夏朝。夏朝是中国古代文献中记载最早的王朝，但这一久远的民族记忆，因时光的流逝而变得略显模糊。

经过64年持续不断考古发掘，位于河南省洛阳市偃师一个叫二里头的小村落，成为打开夏王朝历史大门的一把钥匙：

这个沉睡3000多年的都城遗址，拥有中国最早的“紫禁城”、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最早的青铜器作坊、最早的绿松石器作坊……时至今日，二里头遗址为中国最早王朝——夏朝中晚期都城遗存，已成为学界的普遍共识。

64年考古发掘

提到二里头，绕不开的是徐旭生。他是著名考古学家，也是二里头遗址最初的发现者。

《史记·夏本纪》中清晰地记载了夏王朝自禹至桀共17位帝王，“大禹治水”的故事也在民间流传数年。但《史记》距离夏朝已经2000多年，其可信度便打了折扣。

1959年夏，71岁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徐旭生，率队从北京前往豫西一带寻找“夏墟”。在偃师二里头村，徐旭生偶然发现，村民在挖鱼塘时挖出了大量陶片，而这些陶片中“殷（商）代早期极多”。徐旭生推断，这里可能有一处古代都邑的遗址。

返回北京后，徐旭生写下了著名的《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这也成为夏文化考古工作的突破性进展。

1959年秋天，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工作队进驻二里头，开始了遗址发掘工作。此后64年里，首任队长赵芝荃、第二任队长郑光、第三任队长许宏、第四任队长赵海涛，带领数百名考古工作者相继接力，力争揭开“二里头文化”的疑团。在这个过程中，大型宫殿建筑群、青铜器作坊、绿松石器作坊等发掘成果，为夏文化的探索提供了重要依据。夏朝正从传说具化为真实的、可触碰的历史。

赵海涛向记者介绍，从1959年至今，二里头遗址发掘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59年到1980年，发掘出土大量青铜器、玉质礼器等文物，初步认为二里头是夏朝中晚期都城，明确了其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时间定位；

第二阶段，从1980年到1999年，出土更多大件青铜礼器，发现铜器作坊、祭祀遗存和更多贵族墓葬，丰富了二里头文化的内涵；

第三阶段，从1999年到2019年，发现城市道路、宫城城墙、手工业作坊区，对了解当时社会结构划分、统治制度提供了资料证据；

第四阶段，从2019年至今，陆续发现网格式的城市规划，围绕核心宫殿区外有贵族居住区、墓葬区，体现出严格的等级划分，井然有序的统治格局，也是进入王朝国家的重要证据。

“最早的紫禁城”

二里头遗址现场，道路笔直整齐，宫殿区、祭祀区等不同的发掘区域标志鲜明。徜徉于遗址，仿佛置身于数千年前熙熙攘攘的王宫内。

赵海涛告诉记者，二里头的宫室建筑和都邑整体布局呈现诸多“中国最早”。考古团队发现，二里头遗址中心区至少存在两纵、两横4条道路，每条道路宽10至20米。它们纵横交错，呈方正、规整的“井”字形，这种道路网络不仅连接交通，也将宫城划分出不同的功能区。

中心区“井”字形主干道路体现的严谨、有序的规划布局，显示当时社会结构分明、等级明显；统治格局井然有序，暗示当时有成熟发达的统治制度和模式，是进入王朝国家的最重要标志。

2003年春天，赵海涛和同事们在这一“井”字形大道的内侧，发现了完整的宫城城墙。遗址宫殿区内是大中型夯土建筑基址的集中区。城内是两组坐北朝南、中轴对称的宫室建筑群，由宫城围墙包围着。

最引人注目的是，二里头遗址的一号宫殿建筑遗址出现了“一门三道”的形制——位于宫城西部的一号宫殿建筑遗址四周筑有院墙，南墙开辟有正门，正门之中有两道南北向的隔墙，形成“一门三道”。其中，中门道宽3.2米，西门道宽2.7至2.9米，东门道宽2.6米。

“这是迄今为止考古发现的最早的‘一门三道’形制，它对后代都城城门、宫城宫门形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赵海涛说，“一门三道”中的两侧门道是供官民使用的通道，中门道则为帝王专用，这代表着王权或皇权的至高无上。这种形制经过传承发展，在西汉时期形成定制，并延续至明清。

“一门三道”是中国古代都城城门、宫城宫门独有的形制。人们熟悉的故宫午门，隋唐洛阳城应天门、定鼎门，汉魏洛阳故城阊阖门，偃师商城宫城宫门等均为“一门三道”形制。

伴随着“一门三道”定制的形成，与城门、宫门相连接的道路出现了“一道三途”的形制。《太平御览》记载：“（东汉洛阳城）宫门及城中大道皆分作三，中央御道，两边筑土墙，高四尺余，外分之。唯公卿、尚书、章服从中道，凡人皆行左右，左入右出，不得相逢。夹道种槐、柳树。”

赵海涛说，规模宏大、排列有序的建筑群往往昭示着政治和宗教权力的高度集中，这座宫城被考古队员形容为“中国最早的紫禁城”。

“最早的中国”

多位研究者认为，二里头遗址是一处史无前例的王朝都城遗址。二里头王都的出现，为之后高度发达、繁荣的商周青铜礼乐制度、王国文明开启了序幕。方正、大型夯土基址为代表的宫殿，以中型墓葬为代表的各级墓葬所显示的墓葬制度，以最早的青铜礼器、绿松石龙形器等遗物为代表的器用制度……这些都在考古学界达成共识，即表明代表中国古代政治文明发达程度的宫廷礼制、礼乐制度已经形成。

二里头工作队第三任队长许宏在《最早的中国》一书中总结说，二里头遗址代表的是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的都城，二里头文化也是东亚地区最早的核心文化。许宏认为，这里即为“最早的中国”。

学界更为通俗的观点是，二里头文化向四方辐射文化影响力，中国历史得以由万邦林立、多元竞争的邦国时代，进入一枝独秀、一体发展的王国时代。

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赵辉认为，二里头文化出现前，中华大地上曾出现过许多璀璨的文化，比如晋南的陶寺文化、长江流域的良渚文化、山东的龙山文化……那是万邦林立、满天星斗的“古国时代”。

“二里头文化在其中脱颖而出，形成了更为成熟的文明形态，顺利完成从古国到王国的进化，中原地区逐渐形成了一个‘一体的王朝’。这意味着，二里头文化是对‘古国时代’的总结，也是‘王国时代’的发端。”赵辉指出。

赵海涛对记者表示，二里头文化开启了夏商周青铜礼乐、王朝文明的序幕，为高度发达、繁荣的商周文明奠定了基础，并与商周文明一道，构成早期华夏文明发展的主流，确立了华夏文明的基本特质。他说：“二里头文化这些具有高度辉煌王朝气象的创造，多被后世的商周王朝继承，并对周边文化产生强大的影响力，因此二里头文化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

揭开更多未解之谜

二里头遗址现存300万平方米，1959年以来仅发掘5万多平方米，不到其总面积的2%。

“尽管发掘面积占比较小，但二里头遗址已取得辉煌的考古成果，对中华文明探源具有重要意义。”赵海涛向记者表示，当今是考古学蓬勃发展的时代，二里头遗址将坚持文化遗产保护、多种学科合作的理念，采用尽可能多的学科、技术手段，跟更多学者合作，全方位、多角度，进一步发掘二里头文化的内涵和价值。

已开掘的宫殿核心区布局严谨，外围是否有规整的边界？周边是否有城墙、壕沟防御设施？

已出土的文物规格品质高低不一，人群等级划分严格，是否有更高等级的墓葬？

支撑如此发达的文明，除已发现的铜器作坊、绿松石器作坊外，是否有更完善高级的制玉作坊、制石器作坊？

在赵海涛看来，仍有更多的未解之谜在等待着考古团队去揭开，二里头遗址的神秘面纱仅仅是揭开了“冰山一角”。他表示，二里头遗址钻探、发掘的空白点以及需深入研究的课题仍旧较多，下一步考古团队将更加注重多学科参与、资料整理出版、价值内涵提炼、文化遗产保护等方面，科学、持续、按计划地进行考古工作。相信通过一代代考古人的接续努力，二里头考古前景光明，未来可期。

寻禹·探源报道顾问团成员

（排名不分先后）

刘海旺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研究员

赵春青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新砦工作队队长

赵海涛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二里头工作队队长

方燕明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瓦店和王城岗工作队原队长

王吉怀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蚌埠禹会村遗址工作队原队长

何俊杰  浙江省绍兴市文史馆副馆长

教之忠  禹州市著名文化学者

刘俊杰  具茨山上古文明发现者

编辑 杨  仪

校对 樊迎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