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权社会，读书人梦寐以求的事莫过于做官。晚清拥有公务员资格的人常常是官员定额的数倍、数十倍甚至上百倍。然而，想做官的人这么多，乐于干事的寥寥无几，以致官场经常出现各种笑话。

魏光焘做甘肃平庆固泾道时，固原驻军中有几个士兵逃亡，怎么也找不到，便叫胥吏制作公文通令所属各府及直隶州缉捕。但胥吏做事马虎，竟然将朝廷直辖的奉天府列入所属各府中，并且将府尹写成知府。奉天府尹松林接此通令，怒发冲冠，当即行文质问魏光焘。魏光焘只好托朝中要人做工作，并自称门生，送给松林一万两银子，才平息此事。第二年，松林致信魏光焘，请其代买数十袭玄狐、猞猁等珍稀动物的皮子。魏光焘明知松林是第二次敲竹杠，还是乖乖地花上一万两银子办了这件事。

一些官员对公文敷衍塞责，对日常政事也是能推给别人就尽量推给别人，因此造成胥吏权势熏天、胡作非为。胥吏，就是官府那些实际办事的人，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办事员与科员。这些人熟悉某一方面或某一部门办事的规则、例案。官府衙门中掌文案的小吏，部院衙门中的堂吏、门吏、都吏、书吏、知印、典狱都可以归入此类。晚清下级官员去上级衙门办事，上级官员顶多表个态，具体办事的都是胥吏，官员平时也很少检查胥吏的工作，就算检查也看不出名堂。在胥吏中，依附于户部的是最牛的。那时，内外战争甚频，经常需要报销军费，少则数十万两银子，多则成百上千万两银子。户部胥吏办事有个规矩，先不管你的军费开支符不符合规定，而看你愿送多少钱，送的钱足够，不合规也可以报销；送的钱不够，合规他也要找碴儿。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后，湘淮军要报销的军费数以千万计。清廷于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七月颁布上谕，各路统兵将帅免于造册报销，曾国藩感激涕零，写信给儿子说：“真中兴特恩也。我朝酬庸之重，以此次最隆。”曾国藩之所以这样兴奋，是因为当时的官员极不作为，他去报销军费，必须与贪婪的下层胥吏打交道，会让他吃尽苦头。

皇权时代，读书人做官的目的一是为了发财，二是为了光宗耀祖，真正有政治理想的微乎其微。正因为如此，没得到职位的时候，他们会溜须拍马、跑跑送送；有了职位，他们则索贿受贿、纸醉金迷。

晚清官员不喜欢做事，也与科举考试的导向有关。在清代，想做官无非三种方式：科举、捐纳、恩荫，其中科举是最主要的通道。而科举考试的内容无非是古文，政治、经济、宗教、教育、军事等其他领域的知识无须关注。而当官是需要专业的，比如做知县、知府、巡抚要懂政治，做总兵、提辖、总督得懂军事，做盐道、河督之类的要懂经济、水利。这就使得多数官员上任后感到无所适从。面对专业知识的欠缺，有进取心的官员会努力学习，没有进取心的自然就会混日子。

一个社会终究是靠做事的人支撑的，当大家都不想奉献、只想获得，整个社会的糜烂与衰败也就成了必然。清代的灭亡原因很多，官员的不作为应该是其中之一。 （北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