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轶敏

到了不惑之年，反而疑惑更深了一层。正如对散文的理解，我刚开始写作时，觉得散文最易。后来，经历了小说，反倒觉得散文更难。从粗糙的生活表面，到细腻的生活纹理，再到生活的内核，直至生活的灵魂，一步步往里走，自己走进了迷茫，开始对一些词汇敬畏。比如“物是人非”，比如“悲辛交集”，比如“五味杂陈”……我是怀着这样的心情上路的。和谐号动车以每小时300公里的速度，带我飞翔。从中原之中的一个小县，我被抛进杭州，又被抛进绍兴。

没有深度思想和文化积淀的旅行，行万里路也无异于邮差。因此，这两周的行程，颇具《文化苦旅》的气氛。较之10年前到杭州的走马观花，这次重访杭州，更多的是用心打磨杭州的细节。从每一条街道、每一块牌匾、每一个眼神，甚至容易被忽略的角落，我去琢磨杭州的气质。已是杭州人的好友晓辉，在15年前告诉我，生活要浅。而脚踏着西湖的苏堤，耳听着净慈寺的南屏晚钟，我脑海中闪出四个字，生活深沉。犹如在黑夜中行走，虽有路灯，心中却总难免恐慌。

幸好有晓辉在前面带路。一路上他滔滔不绝，在西泠印社的朴精庐前，他看到的是江南园林的错落别致，看到的是吴昌硕等历代大家创造的墨韵辉煌，而我看到的是眼下书画文人的落魄与拮据、卑微与无奈。在灵隐寺的心经壁前，他讲的是江南小佛国，讲的是灵隐铜殿锻雕技艺的巧夺天工，而我看到的是现代人跪拜在佛前千人一面的焦虑。

第二天，在奎元馆吃过老字号的虾爆鳝面，我们决定拜访一位朋友曹元伟。我们去的时候，他正在书房习字，放古琴的桌子上香炉里飘过袅袅香烟，香气如兰，丝丝沁心，是兰香，高贵而不艳俗。他戴着金丝圆眼镜，手持农耕牌小楷笔，在抄写《金刚经》。笔头很大，他只用笔尖的两三根纤毫书写蝇头小楷，挥洒自如，气韵贯通。他写的字挂在面前，有一种不可侵犯的庄严气场，字字锋芒外显，稳健精整。晓辉问他一幅《金刚经》润格多少钱，他说最低15万元。临行时，他执意要送我们一套，我们婉拒了。

行走在云栖竹径，看着千姿百态的竹，有高的，有低的，有粗的，有细的，有叶多茂密的，也有叶子稀疏的。晓辉问我：“你不是也写字吗？”我说：“写。但是，中原的书风与江南的书风存在巨大差异。”晓辉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审美也大不相同。”我说：“是啊，我们那里书法更重取势，以朴茂浑厚为美，很少有江南这种精致。”言至此，我脑海中全是自己近40年来的生活，豪放、随性，我不禁羞愧地低下了头。

接着，我们又去了黄宾虹纪念馆、章太炎纪念馆、潘天寿纪念馆，郁达夫故居、俞平伯故居、林徽因故居、黄公望故居、沙孟海故居、林风眠故居，大量的作品、史料、匾额外溢着文人气象。我的身心浸泡在文化的魅力之海中，酣畅淋漓，又清新高远。

离开杭州，晓辉建议我去扬州。俗话说“烟花三月下扬州”，而我怀着无限的感叹，踏上了去绍兴的路。

绍兴的乌篷船、水乡景色一点也不逊色于杭州，吴侬软语听起来忒顺耳。绍兴比起杭州，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低调。所谓低调，前提是得有高调的资本。在瞻仰过鲁迅故居、王羲之故居、徐渭故居后，我才知道，绍兴历史上出过27个状元，而中国历史上状元的总数才682位。绍兴还出过4位北大校长，而河南才出过一位北大校长冯友兰。且不说雅的一面，据朋友介绍，走在绍兴街头，穿大裤衩、拖鞋的年轻人大都自主创业，身价千万的成群。浙江百富榜中绍兴籍的占13位。看着在路边地摊上撸串儿的年轻人，我似乎明白了低调的内涵。

出来走走，看看地域之外的风景与人文，会让自己重新认识自己。西湖，犹如一面镜子，照亮我落满灰尘的心。平心而论，我们中原人并不需要妄自菲薄，需要警惕的是夸夸其谈。只有看到了不足和差距，才能及时调整自己，毕竟功夫在诗外。

阅读江南，那风雅与韵致就像照片，得一帧一帧地过，也像读古书，必须反复咀嚼与琢磨，更像喝一杯上好的红酒，必须品咂与回味，那光影斑驳中的意趣和字里行间的情调才能喷薄而出。慢下来，静下来，江南的每一秒都是鲜活的。

阅读江南，我带着固有的文化背景，用中原人的眼光，去探索吸纳新的人文素养，去发现新的文化自觉，去感受美学体悟。返回家中，当我在自己的行云堂鉴赏从江南带回来的才子字画时，仿佛找到了一条精致的文人之路，曲径通幽，重返江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