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清源
作者简介：李清源，1977年生，河南禹州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其作品发表于《当代》《十月》《青年文学》《山花》《散文》《北京文学》等杂志，大量作品被《小说月报》《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作品与争鸣》《好小说》等报刊选载，入选多种年度权威选本。其中篇小说集《走失的卡诺》入选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其本人曾获当代小说拉力赛2015年度中短篇小说总冠军、第二届杜甫文学奖、蔡文姬文学奖。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70是个重要的数字，且大多与时间有关。
时间是一维的，却有多元的意义。首先它是时光的总和，标志事物的年岁。所以在中国古代，70，往往代表着一个令人尊敬的年龄，以及与这个年龄相应的成就和荣耀。它还代表着强大的生命力。因为在生产力低下、医疗条件落后的古代，能活到如此高寿绝对是件了不起的事情。
中国古代人平均寿命极短。据林万孝《我国历代人平均寿命和预期寿命》一文，夏商时代约18岁，两周约20岁，秦汉约22岁，唐代约27岁，宋代约30岁，清代约33岁，民国约35岁。新中国建立之后，人均寿命快速提升，1957年已达57岁，1981年达68岁。最新数据是2018年的76.4岁，预期寿命则已超过美国。从林氏所列数字看，新中国成立前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令人不忍直视。我不知道这个结论是否科学，但很显然，它与伟大的中国古代文明有点儿格格不入，也与人们对中国古代社会生活的印象相去甚远。
众所周知，古代中国长时间领先于世界，经济、文化在大多数时间内都以发达和昌盛的面貌存在于世界东方。我们可以接受我国古人寿命比今人短，但很难接受短到如此难堪的地步。况且，这还与大家耳熟能详的常识相抵牾：古人二十弱冠，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一路往上至于耄耋、期颐之寿。且不说彭祖活了800岁的神话，孔子73岁、孟子84岁，是人人皆知的事实，史籍所载寿高之人更是数不胜数，怎么可能像林氏所说的那么短呢？
我不是人口史专家，没有资格訾议这个问题的是非对错，林氏这一结论被广泛引用，想必自有其过硬且必然的道理。之所以令人如此质疑，我想，问题大半是出在“平均”上。有个人尽皆知的笑话：村里有1个亿万富翁，9个一文不名的穷光蛋，平均之后，人均财产1000万元，于是得出结论，该村全都是千万富翁。可知“平均”一词，最是不可信赖，然而在社会学研究中，偏偏又最常用之，甚是可笑。平均年龄亦然。
古代的确有不少长寿之人，但是限于医疗条件、生活水平和频繁而残酷的战争，夭死的人更多，彼此平均，数字当然会跳水。现代医学普及之前，婴儿死亡率极高，人们对很多疾病束手无策，一旦病魔叩门，不管是伤风感冒还是咳嗽拉肚，都有横死的可能。上自帝王之家，下至升斗小民，没有哪家无早夭之人。遇到灾年或瘟疫，更是死人遍野。清朝光绪年间的丁戊奇荒，华北饥民死亡1000多万人。1855年爆发于云南省的鼠疫，亦在亚洲造成1000多万人的死亡。如此大规模的人口锐减，自然会大幅降低彼时的人均寿命。
另外一个原因是战争。战争是人类社会矛盾冲突不可调和的终极产物，是矛盾斗争的最高形式。毛泽东同志说，自有私有财产和阶级以来，战争就开始出现了。事实上战争出现得更早，在氏族部落时代，战争不仅已经普遍存在，而且是彼时人类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再往前推，人类从爬行到直立的漫长过程，岂非同样是从各种各样的残酷战争中走过来的？战争是解决人类矛盾最野蛮也最有效的方式，消灭不了麻烦，就消灭成为麻烦的人，是古今中外大英雄和大奸雄都热衷的事。于是，每次大规模的战争——尤其是改朝换代——都是一次无比残酷的人口灭绝。西汉末人口6000万，经过十几年战争，刘秀建立东汉时，只剩有2000万人。唐玄宗天宝年间人口5000多万，安史之乱后，人口锐减到1600多万。再以禹州市为例，禹州明末有12277户，赋役黄册人口（仅记载有赋役之责的成年人丁）89470人，等到大乱过后，竟然只剩下1413人。活人远不如死人多，这么平均下来，人均寿命怎能高得起来？
前些年文史界流行“民国热”，民国的风流人物、才子佳人一时成为文化人士争相追捧的对象，连带对民国的社会形态和文化体系亦极尽赞美。民国恰好处于中国历史大转折的时代，对中国文明的传承与自新有着极为重要的贡献，但若因此而过度美化，亦非治史应有之态度。当时满清灭亡之后，行之数千年的专制秩序突然崩溃，新秩序又未能及时建立，整个国家骤然陷入混乱之中，上有军阀混战，下有土匪祸乱，偌大中华无一宁处。禹州亦然。民国版《禹县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所有版本中最该博、最完备、也最优秀的一部。其中的《大事纪》所载民国时代始于民国元年（1911年），终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开篇第一段就是匪事：“中华民国元年，正月初六日，土寇刘安、张有踞牛金山，团防剿之不利。”
终篇最后一段仍然是匪事：“（二十四年）七月初四日，官山寇夜遁。”
在此24年间，土匪之祸几乎无年无之，无月无之，乃至于无日无之，杀人掠货，横行不法。官军更甚之，政府肆意搜刮民财，军队亦不时哗变大掠，对禹州社会民生之摧残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民众之苦难，如山如海，如江水滔滔，伊于胡底，闻之摧心。
这就是民国时代基层社会最普遍的生存状态。这等状态有何美好可言，有何歌赞之处？
国家秩序的崩溃，必然导致战争和混乱，而战乱首先伤害的必然是最广大的普通民众——他们的财富以及生命。民国时代，现代医学体系已经相当成熟，倘若国家秩序良好，社会各方的利益在此秩序之下充分调和，则兵匪之祸就不会发生；倘若行政体系亦在此稳固秩序下正常运行，大众卫生事业在行政推动下有效普及，人们有病可医，医而可愈，寿限亦将毫无悬念地大幅提高。若如此，民国的平均寿命又怎会低到令人汗颜的35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在新的意识形态与政治格局中重建国家秩序，动荡已久的华夏大地也因此平静下来。新秩序的建立，需要大智慧和大勇力，诚然极为不易，然而一旦确立，它的力量也是伟大的和无穷的。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遭遇过许多磨难，也经历了无数考验，但因秩序稳固，党还是党，国还是国，所有困难和危险一一过去，而没有造成大规模的战争和动荡，不仅人均寿命大幅提高，而且国家得以在学习中走向繁荣与强大，以至于有今日经济世界第二的规模和动见观瞻的全球影响力。
人生七十之所以可贺，是因为这个年龄不仅代表着在落后环境中与无情时光对抗的成就，还代表着强大的生命力量。也因此，这个数字不仅只是一个纪录，而且是一种精神，一个象征。一个国家同样如此。熟读历史，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有史以来，汉人政权只要超过70年，国祚就会很长远。比如汉朝，前后相加400余年，唐朝近300年，宋朝相加300多年，明朝近300年，最短的晋朝相加也有150多年。其余的汉人皇朝则皆不足70年。这个现象当然不是巧合，而是潜藏着一种内在规律。但凡一个国家政权，经过长达70年的道路探索、文化建设和执政经验积累，自然会日趋成熟与稳固，从而开创更盛大、更久远的局面。正如一个人经过多年的学习和历练，自然会变得成熟而稳重，从而进入更宏阔、更练达的境界。
孔子自称“年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行事随心所欲，而又不逾越规矩，本来是极难的事，但因他积70年而致的人生阅历和境界修为，使其心性、品质与能力皆得超然，想做的事都是有益的、应该做的，无益的、不应该做的事，都是他所排斥的。因此，可以随心而为，亦无往而不可为。
一个国家到了70岁，自亦应有如是之成熟和从容。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正是这种成熟与从容的表现。这些自信，既是70年来风雨兼程的成果，也应当包含着治国理政的强大创造性和生命力，使我们相信，我们的国家一定会从繁荣走向更加繁荣，从强大走向更加强大。新时代必有新秩序，而这新秩序，亦当保障和引导我们走向新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