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先生是著名的哲学家、哲学史家和教育家。他一生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期许，潜心钻研，埋首著述，以“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完成了自己“阐旧邦以辅新命”的宏大抱负。

冯友兰是典型的“民国式学人”：生逢家国存亡之际，胸怀报效祖国大志，旧学存储根底深厚，学术立意打通中西，与古为新，发愤著述。12岁，他因一篇文章，大放异彩，名噪乡里。崭露头角的冯友兰，带着对知识的渴望继续深造，国外求学经历，又打开了他系统认识西方哲学的大门。冯友兰发现，有着五千年深厚文化的中国，竟然没有一部系统介绍中国哲学的著作。事实上，中国并不是没有哲学，相反，中国有很深厚的哲学文化土壤。中国的哲学根植在每一位中国人心中，深藏在每一部著作中，体现在每个人的一言一行中。

从晚清到民国的近100年，是近代中国的大变局。当时社会在个别学儒反儒的社会激进分子带动下，产生了一个对中国文化全面否定的时代潮流，他们把中国落后的原因归结为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学。更有甚者提倡用“世界语”而放弃我们自己的语言。值此乱世之时，冯友兰带着对中国文化的热爱，潜心研究，尝试从中国古典文学中发现并整理中国哲学。1931年和1934年，他先后出版了《中国哲学史》上、下两卷，大力推崇儒学在中国哲学史上的独尊和正统地位。这部作品是中国首部系统地运用新方法探讨中国传统哲学的专书，是几百年来对中国哲学思想分析诠释最好的作品，为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对中国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中国哲学思想的传播与升华起到匡正扶危的作用。

对于哲学，冯友兰认为：“只要是新酒，用个旧瓶子装着，没有什么不可以，怕的是‘新瓶装旧酒’，那是‘换汤不换药’”。新中国成立后，冯友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开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哲学史，著有《中国哲学史论文集》《中国哲学史论文二集》《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和七卷本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等书。这些著作成为20世纪中国学术的重要经典，对中国现当代学界乃至国外学界影响深远，冯友兰因而被称誉为“现代新儒家”。

重写《中国哲学史新编》的时候，冯友兰已85岁高龄，视力还有障碍，但他仍坚持每天9时开始工作。由于行动不便，他坚持上午不喝水，避免上厕所。生命的最后一两年，冯友兰更是频繁地来往于家与医院之间。1990年年初，病床上的冯友兰低声对女儿宗璞说：“庄子说过，生为附赘悬疣，死为决疴溃痈。孔子说过，朝闻道，夕死可矣。张横渠又说，存，吾顺事；殁，吾宁也。我现在是事情没有做完，所以还要治病。等书写完了，再生病就不必治了。”1990年7月，《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册终于完成。1990年11月，他在95岁生日到来前几日，溘然长逝。

冯友兰通晓今古、学贯中西，从传统儒学到新实在论，从新实在论的逻辑分析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无不体现一个伟大学者不断追求学术创新和发展的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种永不停息追求真理的探索精神，是冯友兰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