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蔻子

从春天到秋天，从两三片叶子的幼苗到枝繁叶茂一人多高，眼瞅着棉花一天天长高、长大、结出棉桃，自家的责任田像一片随风翻滚的绿色的海，父母虽然嘴上不说啥，但心里是甜的。

7月，棉花就开始绽放。到了八九月份，在火辣辣的太阳照射下，青青的棉桃渐渐变成黑褐色，雪白的棉花终于挣脱棉壳的包裹，迎着太阳次第盛开。一朵朵，一片片，满眼雪白。没有春花的芬芳，没有夏花的绚丽，却是全家人眼里心里最美的花朵。

晴天，是摘棉花的好日子。我们不慌不忙，每个人腰里系着一个母亲用废旧的化肥袋子做的“花包”。它的形状就像现在的公文包，只是上面没有盖子而已。棉桃挨挨挤挤，最让人喜欢的是盛开的棉桃，四瓣棉花肉嘟嘟，软绵绵，在阳光里欢笑着洁白着。把五根手指紧紧撮在一起像抓娃娃机的抓手，使劲一揪，棉花乖乖地全跑了出来，顺手就把它们塞进“花包”里。有些棉桃开得不够大，得先用两只手掰，把棉壳紧紧夹着的棉花掰出来，再揪。饶是如此，有时候还会有丝丝缕缕的棉花被棉壳恋恋不舍地“咬”着，成为漏网之鱼。很多时候我忍不住嘟囔：“就剩一点，不要了吧！”母亲总会说：“一点也是棉花啊，多摘一点就能多卖一点钱，一定要摘净！”平时温柔的母亲那时总是强硬得不给我一点讨价还价的余地，我只好再埋头把没有摘净的棉花一点一点揪出来，揪得一丝不剩。

慢慢地，每个人的“花包”都像气球鼓了起来。我们总是用两只手使劲摁了又摁，希望“花包”能够多装一些，人少跑几趟，好节省时间多干活。等到实在摁不下去了，才把“花包”从腰里解下来，把棉花倒进地头早已准备好的蛇皮袋里。一家五口人一块倒，一次就可以把一个大大的蛇皮袋装得满满当当。

棉花不是我们想摘就能摘，天气才是收棉花的指挥棒。每逢收棉花的季节，父亲每天早上都会抱着收音机听天气预报。一旦收音机里传出“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阴有小雨”或者“明天夜里到后天白天有中到大雨”的预报，父亲就果断地改变收棉花的方式了。

“拽花”，就是为了应对雨天到来而采取的紧急收棉花的方式。依然是每人腰间系一个“花包”，一人承包一垄，见“花”就拽。不管“花”是大是小是多是少，直接把“开花”的棉桃从棉花棵上拽下来。瘦削高挑的母亲“拽花”的速度比下雨前刮的风还快，棉桃像热锅里的炒豆纷纷落入她的“花包”里。个头并不高的父亲像急行军的战士，肚子前面的“花包”眨眼间就鼓鼓囊囊。全家人不管三七二十一，拼了命似的抢在下雨前，把近20亩地里所有“开花”的棉桃拽下来，装到蛇皮袋里，再用架子车拉回家，堆在堂屋。只有那一刻，全家人的心才能放到肚子里。

如果“拽花”是下雨之前的战斗，那么“剥花”就是下雨之后的作业。屋外秋雨绵绵，堂屋里的“剥花”比赛开始了。我们一家人坐在堆得高高的、小山样的棉花垛周围，一个一个地剥。还是盛开的最省劲，五指并拢一起发力，“蹭”一下整朵棉花就被轻松地揪出来。还是半开或只开了一点的麻烦——要掰开棉桃才能摘到棉花。掰棉桃依旧是个费人伤人的活，棉壳坚硬锋利，一不小心就像锥子一样扎进肉里。但我们习以为常，把冒着血的指头往嘴里一伸、一舔，没事人一样继续干。

这还不是最麻烦的，最麻烦的是满身棉花叶子的棉桃。“拽花”时像打仗，火力全开不分青红皂白地拽，常常棉桃连同棉花叶子一块拽下来，干枯的棉花叶被挤压得稀碎，死皮赖脸地粘在了雪白的棉花上。“剥花”不但要把棉花从棉桃中剥出来，还要把星星点点的碎棉花叶从棉花上择干净，不然呢，影响棉花的等级啊。从棉花棵上直接摘下来的棉花，品相是一级的，能够卖到最好的价钱。如果被雨淋，棉花会发黄发黑，一级棉就会变成二级棉，甚至三级棉。如果有杂质，照样会降级。一级和三级的价格差不少呢。一直低头“剥花”的父母亲，总能在我偷工减料的时候发出一声严厉的制止：“择干净！”

不知不觉间一个上午过去了，比赛结果显而易见。母亲“挖”了一个大“山洞”，父亲面前的缺口相对小一些，接下来是爷爷、奶奶，最后是我们姊妹仨。想都不用想，我面前的“山洞”最小。数我剥得慢，就我三心二意，一会儿喝水，一会儿尿尿，一会儿去院子里跑一圈。我心里总是有一种强烈的渴望，那个占了大半间堂屋的棉花垛被孙悟空施个法术，我一回来它变小了、变没了，全家人再也不用没完没了地剥了！

“剥花”不分季节。10月初地里已经种上了小麦，堂屋里小山一样的棉花堆却有增无减。那时候一家人不管谁伸出手，都是伤痕累累。天天徒手与长着尖牙利齿的棉壳缠斗，不被刺“花”才怪呢。

雪白的棉花映照着父亲母亲疲惫又喜悦的脸庞，一朵两朵、十朵百朵、千朵万朵，堆成山。那是父母亲一年的祈盼，那是全家人一年的指望，山一样稳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