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习近平

如果把对夏史的追寻比作一场惊奇不断的探险之旅，那么，最激动人心的旅程，莫过于寻找夏代第一王——夏禹的居所阳城。

在历史文献中，阳城是雄踞于夏史起点的圣都，散发着迷人的光辉，吸引着考古人全力追寻，世代相继。

有时，他似乎已袒露了容颜；转眼，却又模糊了踪影。这正是考古的迷人之处。

位于嵩山脚下的登封市告成镇阳城遗址，在众多“阳城”竞争对手中遥遥领先。

寻禹·探源全媒体系列报道第9期

阳城：寻找夏禹所居

■本报记者  邓雷  刘俊民  杨红卫/文  吕超峰/图

测影：从陶寺到阳城

告成镇的元代观星台遗址，作为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的一部分，已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周公立杆测影，也在这个地方。

鲜为人知的是，观星台遗址旁，竟然别有洞天。一墙之隔，就是阳城考古队的驻地。那里陈列的阳城遗址考古成果展，把观星台的历史，延伸到了更为古老的夏代之初。

7月28日，站在周公测影台前，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方燕明告诉记者：“观星台的历史，也是阳城久远历史的一个旁证。”

据介绍，“日影千里差一寸”的观念，在中国天文学史上产生过深远影响。有学者认为，这一观念的产生，与嵩山的这个观星台有直接关系。从这里向北约1000里，正是传说中的尧都——山西陶寺遗址，那里发现了史前的观象台。在这两个地点观测夏至日影，分别为1.6尺和1.5尺。

尧舜禹时期，正是中国文明史上日影测量和大范围地理测量的肇始期,由此产生了“日影千里差一寸”的理论观念。

在古代史书中记载，鲧被封为崇伯，生活于嵩山一带。后来，舜让天下于大禹，大禹避居阳城，以让舜的儿子商均。到了大禹死后，本要传位于伯益，伯益也避居阳城之南的箕山，向禹的儿子启表示辞让。种种记录，表明了阳城在夏文化中的独特地位。

由于大禹在这里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国家，登封告成也就是古阳城，便被后世天文学家认定为“地中”，这里成为不可或缺的天象数据采集点。

发现：备受争议的小城

王城岗遗址在登封市告成镇西，是一处颍水与五渡水交汇地带的台地，紧邻八方村，故一度称为“八方遗址”。身临其境，可以南瞻箕山，西望嵩山少室，北面隔王岭尖，即嵩山太室山。

北朝时期，郦道元写作《水经注》时，早已明示这里是“颍阳故城”：“（五渡水）东南流入颍水。颍水迳其县故城南。昔舜禅禹，禹避商均，伯益避启，并于此也。”

阳城由来已久，秦代设阳城县，唐万岁登封元年（696年），武则天改阳城县为告成县。后，告成县废，并入登封。

1951年，为配合治淮工程，文物部门在颍河上游进行文物调查，发现了八方遗址。

1959年4月，徐旭生先生在著名的“夏墟”探索之旅中，对八方遗址进行了重点考察：“遗址大部分在告成到八方的公路北面，小部分在南面。根据地面调查及钻探的材料，我们初步认为东部似以龙山为主，兼有早殷遗物，西部似以仰韶为主，但东西均兼有仰韶、龙山的陶片。”他探讨了阳城的地望与夏禹的关系，指出鲧当初的封地就在嵩山脚下，禹继承家业，在嵩山之阳筑城居住再合适不过。

为了探索夏代文化遗存，从1975年起，河南省文物考古工作者在安金槐的带领下，以告成镇为中心，展开了大面积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1977年，他们发现东周时期的阳城遗址，并在王城岗发掘出两座并列的龙山文化晚期的城垣遗址，发现埋有人骨的奠基坑，也发现了青铜器残片。

这处城垣的夯筑方法很原始，正符合中国古代城垣建筑由小到大、从原始趋向成熟的发展规律。

这是1949年以来首次发现龙山文化晚期城址，对探索夏文化来说是一次重大突破。1977年11月，国家文物局在此召开了“登封告成遗址发掘现场会”，考古界精英云集。

在夏鼐先生的主持下，安金槐、邹衡等一批国内著名考古学家对王城岗小城的性质和夏文化有关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会议总结中指出：王城岗城堡属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明确无误，至于是否为夏都遗迹是另一个问题。因为，河南龙山文化晚期是否为夏文化，大家的意见并不一致。

安金槐后来回忆道：“这个会很重要，肯定了夯土和城的存在，也提出了不少有益的意见。大家认为城还是太小了，实际上是两个城并列，东边的那个被洪水冲毁了……‘禹居阳城’,这是很古老的记载。王城岗的城是龙山时代晚期的，通过王城岗的发现，可以认为龙山时代晚期是夏代不成问题。”

1996年11月，王城岗及阳城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接力：华夏实证有大城

一石击出千重浪，王城岗遗址的发现，引起了持久的回响。围绕这里是否夏禹所居的阳城，专家学者展开了深入探讨。

从1977年王城岗龙山城发掘，到1983年简报发表，再到1992年考古报告出版，王城岗龙山城的性质一直未有定论。作为遗址发掘者和报告编写者之一，方燕明也一直在思索这样几个问题：

王城岗除了小城，还有大城吗？

小城的使用年代在王城岗龙山文化二期，小城废后，三、四期依然昌盛，它为谁而昌为谁兴？

王城岗龙山文化遗址面积究竟有多大？

龙山时期的颍河上游，王城岗遗址在中华文明演进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怎样？

新的契机悄然到来。1996年，为了“夏商周断代工程”夏代年代学的研究课题——早期夏文化研究专题的需要，方燕明重回王城岗遗址，开展含炭样品的采集和收集工作。他测出的10多个碳十四数据和研究成果已被收录到《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中，其学术价值已得到学术界的肯定。

2002年至2005年，随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展开，方燕明等人对王城岗遗址的年代、布局及周围地区的聚落形态进行了专题研究，取得重大突破，在登封王城岗遗址，发现了一座面积带护城壕的龙山文化晚期大城址。经多次调查确认，大城面积为34.8万平方米。

方燕明说：“发现的大城城壕打破了西小城城墙的地层关系，证明大城和小城并非同时，小城建成稍早，后来被废弃并修建大城。据测定，王城岗龙山文化小城的年代在公元前2122年前后，大城城墙的年代在公元前2055年左右，与断代工程推定的夏之始年——公元前2070年基本相符。”

根据地望、年代、等级、与二里头文化的关系以及“禹都阳城”等有关文献记载的综合研究，有学者认为，王城岗龙山文化晚期大城应是“禹都阳城”之阳城，小城则可能是禹父鲧所建造，从而为夏文化找到了一个起始点。

“1978年发掘的北城墙，当时认为城墙窄的地方是被王岭尖上下来的山洪冲毁。经2004年的发掘，方才明白原来是王城岗大城的北城壕在这里侵蚀了小城的城墙基槽。”方燕明感慨地说，“如果当年再向北挖上几个探方，发现它是一个大壕沟，并向西追踪，那么面积30余万平方米的大城必定早几十年重见天日，学术界该是多么万幸！历史就是这样，重复着无奈，重复着遗憾。”

探索：多学科力量的汇集

王城岗大城发现后，不同学科的专家针对共同感兴趣的问题，在王城岗遗址开展了植物考古、动物考古、体质人类学研究、石器和陶器的工艺技术分析、实验考古、系列样品测年等多学科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为讨论王城岗遗址在文明演进过程中社会复杂化及人口、资源、环境间的密切关系等问题提供了坚实的资料。

经科学测年，王城岗大城存在的时间，在公元前2070年以内，这正是夏王朝建立前后的重要时期，也是文献中记载“大禹治水”的年代。

据实测，大城北城壕西部所开一探方，距偏东部所开某探方190米，二者高差4.346米，而城壕底部高差不足0.4米，证明当时城墙和城壕的建造，经过了事先设计和测量计算。这增加了中国古史中大禹治水的可信度——在大禹治水过程中以疏导为主，必须具备相应的测量和挖掘技术。

值得注意的是，在龙山时代修建如此大规模的工程，究竟需要集中多少劳力，花费多长时间？而这些劳力的支出是否能为王城岗一个聚落所承担，还是需要征集整个聚落群的力量来共同完成？另一方面，对劳动力的组织、控制与管理的程度又是衡量社会复杂化程度的重要标志。那么，能够修建这样规模城址的社会内部的复杂化程度又是如何？

为了解答这些问题，考古工作者曾进行了模拟试验，建造大城城墙和城壕，从挖沟到堆土施夯，假定每天出动1000名青壮年劳力，约需要一年零两个月的时间；根据现代农村经验，按照一个村落能够常年提供50～100个青壮年劳力计算，要一年内完成这个工程，需要动员10～20个村落的劳力。

也就是说，王城岗大城的兴建，可能是动员了整个聚落群的力量来共同完成。作为颍河上游周围数十千米范围内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聚落遗址，王城岗龙山文化晚期遗址可以看作是雏形国家政治实体的中心所在，即最早的夏都。

寻禹·探源报道顾问团成员

（排名不分先后）

刘海旺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研究员

赵春青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新砦工作队队长赵海涛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

员、二里头工作队队长方燕明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瓦店

和王城岗工作队原队长

王吉怀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蚌埠禹会村遗址工作队原队长

何俊杰  浙江省绍兴市文史馆副馆长教之忠  禹州市著名文化学者刘俊杰  具茨山上古文明发现者

编辑 杨  仪

校对 樊迎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