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会祥

与志军兄是老朋友了！在私，多年来与志军兄谈书论艺，受益匪浅；在公，志军兄是许昌市书协主席，我是许昌襄城人，时不时参与相关书法活动，相见甚欢。志军兄文质彬彬，温其如玉，书艺卓荦，而朝勤夕惕，我打心眼里是钦佩的。志军兄将在河南美术馆举办写瓷书法展，发来图片，俾我先睹为快，幸何如之！

二十多年前，襄城县有个书法展，邀请了许昌市几位名家助阵，一件《书谱》风格的行草书深深打动了我，落款赫然“张志军”三个字，便印入脑海。那个展览在襄城县文化馆举办，文化馆还是青砖机瓦的旧平房。那时，我还没有做与书法相关的工作。而当时的中原书坛，学碑者甚众，学帖者寥寥，即便学帖，也多以王铎为基调，甚至写碑化的王铎。志军兄纯正的帖法，便显得格外出挑，而这个路子，也是我的理想。

数十年来，志军兄深研帖学，精益求精，成就斐然。

他专擅行草，大抵从孙过庭得执使转用，从米元章得跳踯腾挪，从颜真卿得深刻浑厚，进而上溯二王，得变化万千，而书卷气盎然。

近二十年帖学复兴之后，学二王颜米者，天下皆是，欲木秀于林，必有过人之处。我认为志军兄的过人之处，一是自然，二是深厚。

今人学帖，很大程度上美术化了。“科学”手段的应用，解决了“像”的问题。通过细致的分析，还原了笔锋运行的全过程，从而再现点画、结构形态，从某种意义上，可谓书法的“写生”。这种书写也许是“准确”的、“完美”的，却不是自然、生动的。所谓自然书写，随机生发，无意于佳乃佳，才能有生趣、有生机。李世民说：“今吾临古人之书，殊不学其形势，惟在求其骨力，而形势自生耳。”求其骨力，在于书写的合理性，理合而形合，才是真合，形合而理不合，便是画字。

康有为说：“自唐为界，唐以前之书密，唐以后之书疏；唐以前之书茂，唐以后之书凋；唐以前之书舒，唐以后之书迫；唐以前之书厚，唐以后之书薄；唐以前之书和，唐以后之书争；唐以前之书涩，唐以后之书滑；唐以前之书曲，唐以后之书直；唐以前之书纵，唐以后之书敛。”虽然语辞华丽，却也深中肯綮。唐以前书，不拘佳与不佳，皆能茂密深厚。学帖之所以面临小字不能展大、拘谨轻佻的难题，正坐唐以后斤斤点画，苛细束敛之弊。孙过庭所说：“傍通二篆，俯贯八分，包括篇章，涵泳飞白。”这并不是虚夸之言。借颜真卿书通篆籀而求深厚，是很多学帖者的途径。而志军兄不仅如此，还直取篆隶，探索笔法的本来意义，所以其书虽姿态动荡，而气沉神凝，有大书深刻之致，即便盈尺小品，也能力量充沛。

有了自然、深厚，又济之以才情，便有了张志军风流倜傥的书法风貌。

许昌禹州是钧瓷之乡，窑口遍布，大师林立。而始于唐、终于元的扒村窑在禹州是个特例，属于磁州窑系，以白底黑花的民间日用器为主。在禹州瓷器中，似乎只有扒村窑上有文字，这便与书法有了联系。近年，扒村窑正处于复兴初期，需要各种形式的推动手段。志军兄作为禹州人，自感写扒村瓷既然有得天独厚的条件，那就有义务利用书法写瓷为扒村瓷行业发展出把力。书法，在古代是精英阶层的文艺生活方式，在当代，尽管普及工作多有成效，也不免有“圈子”艺术的封闭性，如果能借瓷器走入千家万户，当然算是又为普及书法、弘扬书法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

志军兄对艺术是真诚的，在写瓷的过程中，对瓷、笔、釉及烧制过程都悉心研究。他力求在不同器形、不同釉色的器物上，再现书法的点画、结构、章法，甚至墨色效果，从而使瓷器脱离了日用范畴，甚至脱离了工艺范畴，而向书法这种纯粹艺术尽量贴近。这样，在面对器物时，欣赏者会不自觉地进入书法的语境，甚至忘了瓷器。

从志军兄写瓷成金的作品来看，他已经成功。但我有一个小心思，就是志军兄作品的精英性得到凸显时，民间性也便不得不有所割舍。完美和精工当然是要追求的，而民间用品、民间书写那种野逸恣肆，或许也可以借鉴。如果说这些作品中的行草书，代表了一个方向，那么，篆隶等装饰性较强的字体，能否可以与器物的融合度再高一些呢？比如秦汉砖瓦陶器碑额兵器镜鉴之类，载体、字体、书体与文字内容的浑融一体，似乎足资参考。那么，写瓷的独特性，也许还要进一步开掘。

展览开幕时，我一定去认真观摩，向志军兄学习、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