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我两次参加高考均名落孙山，当时，家里虽然温饱有了保障，但是经济上还是拮据，加之弟妹们也相继上学，家里的日子够紧巴的。看着父亲终日为家里忙碌奔波而逐渐消瘦的面容，我再也忍心不下，打算不再复读，在城里找个临时工做做，挣些钱，以减轻父母负担。看我执拗的样子，父母也是一筹莫展，只好默许了。

就在我收拾好行装，准备起程的前一天晚上，父亲和母亲来到我的房间。他们分别坐在炕两头的炕沿上，父亲一锅接一锅地抽着旱烟，母亲心不在焉地纳着鞋底，对父亲叹息道：“娃长这么大，平时没干过体力活，这身体在工地上能吃得消吗？”就在目光从父亲的身上移走的当儿，母亲突然停下手中的活儿，盯着墙上相框里的一幅照片，对父亲说：“要不给省城他燕玲姐写封信吧，兴许她在城里能给娃找个轻省的活儿。”父亲听了母亲的提醒，仿佛脑洞大开，拿出噙在嘴里的烟锅，在鞋底上弹掉还没抽完的烟：“嘿！我怎么没想到他燕玲姐呢！”

相框里有一张照片，是我全家和被母亲称为“他燕玲姐”的合影照，那是燕玲姐回城那年照的。知青下乡插队那会儿，由于大队没有集体宿舍，知青们就分到家里有空房的人家，燕玲姐分在我家。父母都是厚道淳朴的庄稼人，看着燕玲姐孤单的样儿，甚至连饭都不会做，就让她和我们一起吃。由于她和我们一起吃住，我们兄妹和她没有一点陌生感，都亲切地喊她燕子姐姐。后来她返城了，每年都要抽空来乡下看看我们，我家有什么困难她也少不了帮助。

于是我拿出笔和纸，连夜给燕玲姐写了封信，说明了父母和我的想法。

很快我收到了燕玲姐的来信，信中她对我的想法表示极力反对，要我放下一切思想包袱，安下心来继续复读，考学才是对父母的最好报答；并在信中把我的父母批评了一通，说父母目光短浅，不考虑我的前程。信的末尾，她说她随即给我家寄400元钱，让父亲用这笔钱搞点副业，好让家里有个长期进项。

读完信，我既激动又不安。激动的是燕玲姐在我站在人生十字路口时，给我指明了道路；不安的是，燕玲姐回城后，月工资才30多元，一下子拿出400元，对她来说是个不小的负担啊。

收到燕玲姐那笔钱后，父亲又把卖掉一头肥猪的钱加在一起，和邻居的堂哥合伙买了一台手扶拖拉机，在农闲时跑运输，从此我家在经济上有了起色。

就这样，我重新回到了学校。从那以后，我读书更用功了。燕玲姐时常来信鼓励我。为了报答她，我埋头苦读，终于跨进了梦寐以求的大学校门。

去外地大学报到那天，途经省城，我特意看望了燕玲姐。我说若没有当初她寄来的钱和一封封勉励我的来信，我就读不到今天。她这才告诉我，那400元钱，是她当时准备买电视机用的。

悠悠岁月，一晃过去了好多年。我常常想起燕玲姐，可以说，是燕玲姐那400元钱，不，是她的一颗心，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